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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作者：谷 鸣
张紫葛在书中说，他于１９３９年３月至８月当了宋美龄的“机要秘书”。也就这半年的时间，他陪着“第一夫人”参与国是，又深入民间，和众多大小人物打交道，频频亮相。可是后来居然无任何人在任何篇章中提及张子国（张紫葛在重庆时用名）或张紫葛这几个字。例如３０年代和宋美龄关系密切，曾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的黄仁霖，曾任蒋介石侍从的汪日章，曾任蒋介石侍从医官的吴麟孙，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一位什么宋美龄的张姓男性“机要秘书”。而在大陆１９４９年以后，也无任何人揭发张紫葛的这条“罪行”（张先生后来获罪并不因此）。直到５０多年后，才由张紫葛自己主动出来“揭秘”。
应该说，张紫葛的文字技巧不错，故事也讲得生动。如果视此书为戏说或传奇，倒也罢了。《还珠格格》很好看，但那不是真事。张紫葛在书中前言和后记中都申明，是如实记述宋美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部分活动、工作和生活情景。笔者读后以为，这本书没有如实，只有编造。
无中生有，凭空说事
宋美龄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夫人”，她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当时媒体都予以充分的报道，有关文献亦多项有记载。而张紫葛所讲的故事，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
书中一开始便说，１９３９年３月初，他代表《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接受海外华侨捐赠物资仪式，由此认识了宋美龄，并即刻被宋赏识留在身边工作。当时媒体报道的宋美龄在１９３９年３月份的活动有：《大公报》３月６日报道，“妇女界献金盛况……蒋夫人主持这个会……”。《中央日报》３月９日报道“重庆妇女界昨日纪念三八节，蒋夫人讲演纪念意义”。《大公报》３月１１日报道，“战时儿童保育会昨举行周年纪念，蒋夫人致训注重儿童教育”。唯独没有张紫葛所说的这个“盛会”。不知张紫葛是何时何地见到“鹊尾淡妆宋美龄”的。
第八章讲１９３９年４月初有三人来找宋美龄办事的故事。先说湖北建设厅长石瑛来，因对陈诚不满请求免职。事实是石瑛１９３８年秋即由于“因劳致疾”，“辞去本兼各职”（见《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二册“石瑛”条）。又说国立十二中校长陶尧阶找宋美龄解决学校待遇问题，宋让找吴国桢市长。但陶尧阶是１９４０年才任十二中校长（见《湖北省志人物（下）》“陶尧阶”条），吴国桢则是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当上重庆市长的（见l９３９年１２月６日《中央日报》），所以不可能有这回事。第三个来的人是对马当要塞失守负有责任的十六军军长李韫珩，他说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并未收到蒋介石要法办他的手令，他来找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遭到痛斥。马当失守是在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７月２１日批示：“应将李韫珩拿办，交军法执行总监审判。”（见《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何成浚有多大胆子敢抗命不尊，李韫珩居然能拖过九个月之后还来求情。
第十二章讲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上午，日机轰炸重庆，宋美龄拉上张紫葛、陈慧丽，迎着轰炸进入市区考察防空和救灾实况，差点遭难，直到下午３点才回。故事很感人，可惜是假的，因为５月４日日机轰炸重庆不是在上午，而是傍晚。由于大轰炸，重庆各报没能按时发行。上海《申报》１９３９年５月６日报道，“五日路透社电，（重庆）昨日傍晚时，日机又来空袭，据非官方估计，死伤在一千五百人至三千人之间……”。“五日美联社电，日机二十七架，昨晚恣意轰炸重庆，受灾区域达一哩半之长，广达五百码……”。许多亲身经历了五月重庆大轰炸的人，如老舍、宋之的、韩素音、胡风、白修德、梁实秋等，回忆五四大轰炸的时间都是“下午六点多了……”，“下午五点多”，“夕阳西下”，“……正准备做晚饭”，“第二天（五月四日）傍晚”，“傍晚”（见《重庆大轰炸》）。张紫葛却硬是给提前到了上午。同样，第二十八章讲“七·七”事变两周年那天黄昏，宋美龄出席妇女指导委员会慰劳空军颁奖大会，不料敌机来袭，飞行员们立即驾机迎战，宋美龄不避危险，观看剧烈空战。故事设计的很好，可惜又是假的，日机并没有在这一天来袭重庆。《重庆各报联合版》１９３９年７月７日报道：“敌机三批，约二十余架，于六日夜十一时许再袭渝市，当敌机分批侵入后，我高射炮予以猛烈轰击……”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慰劳空军颁奖会。
张紫葛觉得宋美龄有这两次险情还远远不够。在第十七章里，他又让宋美龄在武汉会战的四个半月间“五次死里逃生”。并说他“获得这些史料都是听到当事人叙述，后来又经过自己反复印证属实的”。史载抗战时期宋美龄遇险只有一次，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淞沪会战期间，宋美龄和端纳去上海看望伤兵途中因车祸受伤。张紫葛所说的五次遇险是：第一次是在河南兰封失守时，第二次在河南富金山七十一军阵地上，第三次在九江以南的万家岭战役时，第四次是往黄梅前线慰劳的途中，第五次是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３日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大楼被炸时。按这五次战役和轰炸实际发生的时间是：兰封之战失守，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富金山战役，１９３８年９月２日至１１日；万家岭战役，１９３８年９月底至１０月中；黄梅广济战役，１９３８年７月底至８月中；日机猛烈轰炸武汉，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９日。显然，按张紫葛的时间排序，宋美龄成了先遇第一次险，接着遇第五次险，再遇第四次险，最后是遇第二次、第三次险。
当然，所谓“五次死里逃生”根本就不曾发生过，纯属子虚乌有。如兰封之战是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４日间，而此时宋美龄正在庐山。《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５日报道：“蒋夫人在庐山召集全国妇女首领会议……”中央社讯，蒋夫人欲加强全国妇女抗战工作，与改善一般妇女生活计，特于本月二十日召集全国妇女界首领会议，会期共五日……”难道说宋美龄扔下会议不管，千里迢迢奔赴河南前线了？１９３８年７月日军飞机对武汉最惨烈的轰炸是在１９日。《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０日报道，“敌机惨炸武汉被炸者均系平民区死伤平民一千余人”。并无什么７月２３日日机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办公大楼，蒋氏夫妇栽倒，三名卫士牺牲一事。张紫葛说富金山战役第九天，即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０日宋美龄亲赴前线七十一军阵地上慰问，军长宋希濂十分感动。但宋希濂的回忆《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没有此事。而宋美龄这期间则正在武汉为前线士兵赶制棉衣。《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７日报道：“中央社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发起棉衣运动以来，……蒋夫人对于该项工作极为关注，常往视察，并曾于日前在该团亲自裁剪及缝制士兵棉衣……”
张紫葛并不满足于只讲讲宋美龄抗战时期一般的活动，还编写了几则“从未披露”的秘闻，不过这些“秘闻”尽显破绽，让人贻笑大方。第三十三章讲，１９３９年８月８日，希特勒派密使冯·戈宁来重庆劝和，遭到宋美龄的痛斥。但查有关现代中德关系史方面的文献：《中德外交秘档（１９２７－１９４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等，均无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史实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德国开始陶德曼调停时，基本持中立立场。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近卫内阁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随即德国外交部１月１７日通知中国政府：“鉴于日本的声明，我们以为我们的递信员的作用到此为止。”此后德国外交转向日本，更不会在中日之间搞什么调停劝和了。到了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正准备同苏联的谈判和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即将开打，他哪来的闲心派密使到中国去？张紫葛让书中的蒋介石、宋美龄对德国密使义正词严，可是历史上的蒋介石此时却在和敌国日本进行密谈。抗战前期，蒋介石一方面表现出妥协动摇的倾向，一方面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一直在和日本进行秘密谋和谈判。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６日，宋美龄就曾以治牙为名到香港主持与日方的密谈。有关史实可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中“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篇。这一章的最后，宋美龄还对冯·戈宁说：“阁下这个尊姓，与贵国驰名世界的空军元帅戈林完全一样，我还以为，将有幸会见那位元帅哩！你和他是家门吗？”查《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并无中文“戈宁”二字，自然也无相对应的德文。就算真有这么一号，中文“戈宁”和“戈林”是“完全一样”吗？类似的情节，书中其他地方亦不少。如第三十章，宋美龄说“我也和孩子们讲讲正面战场的故事”。（“正面战场”一词竟提前好几年出现，还出自国方人士之口。）第三十四章说二战期间，同盟国成立远东军区，下面还有政治部，有个谌志远博士当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２年１月成立的叫中国战区，没有设什么政治部。）第三十五章说陈纪彝的游泳服是“好莱坞型的三点式”。（１９３９年在中国就有三点式，还好莱坞型的，真也想的出来。欧美什么时候有的三点式？）
在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章，张紫葛讲１９４６年正月初五晚至初八晨，宋美龄在他的陪同下微服出塞，到新疆深入了解“最新情况”，并且又是几次遇险。故事惊险刺激，当然又是假的。张紫葛说“微服出塞”的理由是，新疆爆发三区革命后，“国民党上层对这个事情的解决方式意见分歧很大，扯了三个多月，莫衷一是。而蒋介石要求急切：迅速稳定新疆局势，以解其西顾之忧”。史实是三区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去新疆解决，并授权“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打电报来”，根本用不着宋美龄插手。张治中在和三区代表签订“和平条款”后，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回到重庆，“即把签字的正文和附件（一）送给蒋看，他看了表示同意，第二天还特别约了党政高级人员吃饭，席间对我表示慰问之意”。后来张治中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新疆问题报告，“得到全场极其热烈的鼓掌”。（见《张治中回忆录》）可笑的是，这次杜撰又没有对上时间。按１９４６年的正月初五至初八，也就是公历的２月６日至９日，这几天宋美龄并不在新疆。《中央日报》１９４６年２月９日报道：“中央社上海八日电蒋夫人八日由渝飞沪，下午五时飞抵江湾机场……”
张紫葛在书中最后一章所述“秘闻”也是闻所未闻。说１９４６年６月张治中受周恩来、毛泽东委托，解救盛世才时期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一百多名中共人员出狱，但后来行至西安时被胡宗南扣留，张治中致电胡宗南、蒋介石请求放行未果，只好求到张紫葛，让他飞往南京找宋美龄游说，才得以解决。
张紫葛说知道他去南京找宋美龄的只有张治中、屈武和党必刚三人。但张治中将军有关此事的回忆，屈武先生的有关回忆并无张紫葛三个字。（见《屈武回忆录》，回忆录中亦有党必刚的有关回忆。）曾参与这件事情的陶峙岳将军、余湛邦先生和刘亚哲先生在他们的有关回忆中，也没张紫葛什么事。正如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教授所说：“以父亲的资历、地位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什么问题直接找蒋介石好了，根本用不着绕过蒋去找宋美龄，更不用说还要先托什么张紫葛！”（笔者电话询问张素我教授）张紫葛自己在１９８６年所出《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一书中，也只字未提去南京这件事，为何过了将近十年，才露出这么一段“秘闻”？
宋美龄是２０世纪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她在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爱国之情和作出的独特贡献，应当予以肯定。但是这种肯定和褒扬，要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任意编造。推崇一位历史人物或诉求某种观点，如果不实事求是，只能适得其反。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陆出版了不少有关宋美龄的传记，水平不一，但对她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一般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台湾史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海峡两岸间的沟通、交流和统一，并不缺少一部编造的“秘闻故事”集。
借题发挥，另有用心
张紫葛在他的书中说的是宋美龄，同时也尽力渲染了他自己。宋美龄在重庆半年的每件事迹，都有他的参与和功劳。在新疆“微服出塞”时，若不是有他的大智大勇，宋美龄早就没命了。张紫葛不过当了半年宋美龄的“机要秘书”，即得到“高度信任”和“赏识”，从宋美龄之口给了自己一堆吹捧之语。诸如什么“很有出息的青年”，“很管用的人才”，“有这样高等的涵养”，“诚实、敦厚”，“有胆有识，是个大将材料”，“多才多艺的小伙子”。
并且宋美龄要请张紫葛当她的家庭教师，专教读古书；要保举他干军事；很愿意为他的成功尽一些力量。还说：“女孩子找对象，就得找这种小伙子！”可是张紫葛并不满足于仅仅这些赞美之词，他在往另类上靠。书中宋美龄对民间议论蒋介石与陈洁如以及和她之间的关系愤恨不已，但可以对张紫葛大谈“性的冲动”。宋美龄考察两个来应聘的男青年时，一个因“上下左右乱瞟，却不敢看宋美龄一眼”，另一个因“下装当面的扣子有一个是敞着的，这流氓！”即都给开了。但她却在张紫葛面前把脚翘到椅子上，拿着稿子在他头上扇一家伙。后来张紫葛径自到宋美龄的浴室里洗澡，而且“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得房门擂得山响。拉开门扇一看，竟是宋美龄”。因为加班他干脆住到宋在歌乐山的别墅里，醒来一看，“宋美龄披着一件长摆拖地的夏季睡衣，坐在写字台边”。张紫葛让书中宋美龄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如手足”，但他觉得只是和宋子文平起平坐还不过瘾。在“微服出塞”时，干脆借他人之口直说他们是“两口子”，宋是他的“情人”、“太太”。更令人诧异的是，他竟把不堪入目的下流脏话甩给了宋美龄。我们不禁要问问张紫葛，按年龄宋美龄比你大二十多岁，和你母亲同一辈份，您说这些话，心理上就没有一丝不安吗？
关于张紫葛的履历也有疑问。他说１９３８年１８岁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且又说和吴国桢的么叔吴经麟“读师范时同课桌”。而“国立武汉大学第七届毕业生名单（廿七年七月）中国文学系九名”中，并无一人是张姓。还说１９３９年３月初他到重庆后，“在《大公报》得到了一个临时工作”。简历中又曾兼任《大公报》记者及专栏作家。但看《大公报史１９０２－１９４９》大公报职员名录６６４人中，没有张子国或张紫葛。
最后要对张紫葛说的是：假话重复千遍仍然是假话，故事传播万次也还是故事。这一点您应该比读者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