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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后悔”
作者：冯锡刚
一篇史论，引发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正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
一部欲与《甲申三百年祭》异曲同工的史剧迟迟未能开笔
１９４４年仲春，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解放区的生气蓬勃与国统区的凋敝黯淡形成鲜明的对照。郭沫若在这篇史论中刺责崇祯的“汲汲要誉”，褒扬李自成较之刘邦、朱元璋“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更为投身农民起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岩的悲剧结局扼腕叹息。在勉力写出这篇史论的同时，郭沫若颇欲挟连续创作《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的余勇，写一部关于“李岩和红娘子”的历史剧。
还在史论刚发表一个月的时候，郭沫若在致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书信中公开了这个创作计划：“近几个月，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接着，他解释“我的剧本计划遭到了打击”的原因，是国民党“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尽管如此，郭沫若坚定地表示：“我的计划，停一下还是要用全力来实现它的”。
郭沫若是一位捷才，一旦酝酿成熟，一部多幕历史剧往往一周之内即可完成。但是，这部欲与《甲申三百年祭》异曲同工的史剧却迟迟未能开笔。个中原委，郭沫若在两年后发表的《抗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依然以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为由：“我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很使人不愉快的纠纷，这对我写作的兴趣，也是一个打击”。
以郭沫若的性情和作派，是否会因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而打击自己的写作兴趣，颇可置疑。《屈原》创作并公演后，遭到的攻击并不少，郭沫若斗志昂扬，兴会淋漓，连续创作同一旨趣的《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兴趣不但未遭“打击”，某种意义上倒是刺激了创作欲。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创作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并成为作者的终身遗憾呢？
其实，也就在《抗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郭沫若已谈及创作此剧之不易：“我曾经也想把这一段史实写成一件艺术品，可是把这样繁杂的事件，包括在一个剧本里，是不太容易的事，就没有动手写。”郭沫若纵然是位“言志”意识强烈的革命家，但写作史剧迥异于以逻辑思维见长的史论。他在这年２月所写的《关于李岩》一文中，也谈到艺术构思的艰难：“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在处理上颇感困难。假使要写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对立而卒遭谗杀，那怕是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在这篇短文中，郭沫若提到李一氓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京剧《九宫山》，并不认同此剧的艺术处理：“红娘子劫狱之后，向李岩求婚不遂，遂拔剑自刎。这虽然也是一种处理法，但觉得未免太干脆了。”
郭沫若自有其艺术追求。在连续写出取材于战国时期抗秦自救的《棠棣之花》、《屈原》等四部史剧之后，郭沫若还写过一部自己颇为看重，却不为同一营垒中的人士看好的《孔雀胆》。这种艺术的误解倒是有可能对作者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对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压轴之作《南冠草》，作者并不满意回复先前几部剧作旧境的艺术处理，很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我的突破。虽然这期间他有不少的创作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诸如钓鱼城抗元、戚继光斩子、王安石变法，但没有一出如“李岩和红娘子”这样念兹在兹，长期酝酿而终未开笔的。
看来艺术构思的艰难是一个重要因素。这艺术构思不仅在于剧情的安排，人物关系的设置，更重要的是意境的蕴籍。直白地说，这艺术构思包含着最具决定意义的并非纯艺术的因素。
这需要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上来。这篇史论主要论述三个历史人物：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李岩。前两位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李岩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的学者甚至否定其存在。然而细读全篇，不难看出，作者竟以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论述与李岩相关的史实。作者对李岩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规”。这就不难看出作者的重心所在。作为一个经历过“革命春秋”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史论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情凝重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运动的利益迟早也会变质，而他也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这篇两万字左右的史论的结句是：“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当年攻击郭沫若最烈的《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在其回忆录中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这当然并不准确。郭沫若还不至于如此缺乏自知之明。但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郭沫若对这位“以举人公子身份而终于肯投归李自成”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和理解。故虽不宜说是夫子自道，毕竟有心灵之交应。
郭沫若对李岩的偏爱连带到红娘子。以文学家的眼光，郭沫若在史论中称“红娘子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两年后在《关于李岩》一文中，补充介绍一则新发现的关于李岩和红娘子的史料，又称“这倒是绝好的戏剧或小说的材料”。
１９４７年７月，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的结尾部分，再一次论及李岩：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不过我还有一种希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看来郭沫若在酝酿两年仍未产生创作灵感之后，虽然对于好些朋友写出的剧本并不满意，但也只能以“省得我费事”的自嘲，对自己“要用全力来实现”的创作计划表示放弃了。当１９４６年２月写《关于李岩》之时，作者仍在作是否写成上下两部的构想，及至写《历史人物·序》之际，这一年半来经历了沧白堂事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与黄炎培等民盟政要往来于宁沪道上，斡旋于国共之间，勉力为和平民主而呼号奔走，恐怕已难得再有沉静构思的心绪了。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革命活动遭到挫折致客观环境使之无力施展政治抱负的情势下，作为文学家和学术家的一面便高扬起来。反之亦然。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中共对于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期勉，在周恩来１９４６年除夕自延安写给他的信中，表达得情辞并茂：
国内外形势正在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过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坚持人民路线，我们必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由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
此史剧非彼史剧也。以政治活动家的敏锐眼光和审时度势，郭沫若既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又很难想象会不计时宜地创作一部以表现李岩悲剧命运为旨趣的历史剧。但郭沫若终究对李岩悲剧命运难以释怀，因而对于朋友们的创作特别地强调了“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一种希望”。
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星移斗转，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五年之后，郭沫若应中共中央电召，自香港赴北国古都参与筹备新政协。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唱出第一首赞歌《新华颂》：艰难缔造庆成功，江河洋海流新颂。光阴荏苒，在史论发表１５周年之际，郭沫若重操旧业，创作历史剧《蔡文姬》。这部以“替曹操翻案”之名，行歌颂领袖之实的历史剧，仅费七天工夫便封笔杀青。郭沫若十分明确地表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作者以这样的情怀言志达意，无怪乎文思无碍，左右逢源。紧接着，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已昭然若揭的１９６０年，郭沫若又创作出“表现盛唐气象”的《武则天》。作者后来对友人表示：《武则天》中的野心家裴炎是暗射彭德怀。说这部史剧是借歌颂武则天以吹捧后来如日中天的江青，自然是无稽之谈，但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多少成为创作的动因，却是不争的事实。
借文姬归汉的史实以歌颂曹操的文治，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平息徐敬业叛乱为主干的《武则天》中，作者通过上官婉儿和骆宾王这两位著名文人的感化，则不但意在彰扬武后的文治，更歌颂了这位最高统治者的人格感召的魅力。
比照１５年前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感应，真有天渊之隔。这与其说是时代变迁的使然，不如说是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必然作派。
郭沫若纵然有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权变的一面，但并未完全泯灭作为史学家的德识和作为文学家的真率。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郭汉英，为后人提供了晚年郭沫若这样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郭沫若的“后悔”颇堪玩味。
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而言，刺责崇祯也好，褒扬和批判李自成也好，终竟无从取代或淡化“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的李岩。作者一再抱怨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打击了自己的写作情绪。倘若从另一角度来解读这番抱怨，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在客观上警示作者：国共双方均如此看重这篇史论的现实意义，史剧若以李岩悲剧命运为主线，得能无所顾忌———杞人忧天乎？投鼠忌器乎？授人以柄乎？凡此种种，在“言志”意识十分强烈的郭沫若心中，不能不产生顾虑。形象思维的史剧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史论，艺术总是需要借助形象以凸现意蕴。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剧作家，郭沫若要塑造的李岩这个悲剧的艺术形象，将会产生怎样的艺术效应？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需要艺术家心灵的自由。《甲申三百年祭》被引领中国历史走向的各方政治家赋予太多的时论色彩之后，以服膺“宣传喇叭”为职志的郭沫若，如何能克服这巨大的心理障碍呢。
历史昭示，郭沫若当年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绝非杞人忧天。这大概就是他的“后悔”所在罢。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待郭沫若的“后悔”，那么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当他奉政治功利至上主义为圭臬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的。
这就不难理解，郭沫若纵然表示“后悔”，但终究未能也决不可能再度重操旧业，来弥补这终身的缺憾。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无法战胜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沫若，无论是困惑的时候，还是清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