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人权理论禁区是怎样突破的
作者：佚名
中央提出要开展人权问题的研究
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权一直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口号受到批判，人权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禁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还很少有正面肯定和论述人权的文章见诸报端。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打着“人权”旗号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将人权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的传统观念,束缚着我国对联合国系统人权领域活动的积极参与，不利于应对西方的人权攻势。这种情况既使得人权问题在政治上变得十分敏感，又使得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显得十分被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能不能举人权这面旗帜？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政权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很快就把人权攻势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对华人权攻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开展人权问题研究。于是在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帮助下，一部由中央党校教师董云虎、刘武萍编著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以下简称《总览》）得以于1990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正面阐述人权问题的大型著作，它在我国学术界最早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人权的本质联系；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人权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作出历史的分析和论述，对当代国际人权发展和斗争情况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述和介绍；最早系统地汇集了世界各国、国际社会的人权宣言、公约和各种经典文献。可以说，这一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举和如何举人权这面旗帜的问题。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与实现真正的人权相联系
1989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中央党校大白楼三层332号、一个只有十来平米的简陋而拥挤不堪的房间，我与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门师弟、时任中央党校讲师的董云虎兴致勃勃地谈着十分敏感的“人权”话题。他递给我厚厚一叠论述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及人权历史演变的书稿。据他说，这部书稿缘起于他承担中央根据对外关系需要布置的一个人权研究课题。当时，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布置研究人权问题，特别是研究我国对国际人权持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人权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都承担了相应的课题，董云虎承担了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人权问题的课题，并通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成果。作者之所以将它扩展为一本专著并打算在国内出版，是因为他在领会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关于“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而通俗地解释民主、自由、人权等，使我们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教育”和李鹏同志关于“我们不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有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权”这两段指示的精神之后，受到了鼓舞，觉得很有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作出论证。他认为，过去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专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是在人权问题上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权问题的大量论述和研究，对古今中外有关人权文献的研究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现实考察，董云虎发现人权概念从近代到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都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权口号的提出虽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是，人权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与实现真正的人权相联系，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权。说到这儿，他给我列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并拿出他收集到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颁布实施的十几个《人权条例》说，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就举人权旗帜、为人权而奋斗。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忌谈人权，而应高举人权这面旗帜。面对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我们应理直气壮地与之谈论人权，阐明我们的观点，若不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权，就无异于将人权这块阵地拱手让给资本主义。
然后，他指着门后的一大堆资料说，这是他在研究此课题的过程中，从收集到的上千万字的人权资料中，精选出来的一百多万字的人权文献资料，希望将之与前述专著一起结集出版。他对我说，这些资料的大多数都是建国以来从未公开出版过的，其中有些资料还是他和妻子刘武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人民革命根据地的人权文献、联合国及专门组织和各区域性的人权文书特别珍贵。所有这些文献资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权、客观研究人权极有价值。但问题在于，这些文件在国内公开出版是否适当?他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向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公开这些文献、说明这些文献，让大家了解这些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和世界各国的人权立法，有利于国内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树立我国重视人权的形象，也可以使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人权指责不攻自破。况且，即使对照所有这些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以及同世界各种制度的国家相比较，我国建国以来的人权实践和人权状况的改善都是前所未有、不容否认的。
他的理论勇气和言之有理的诚挚话语深深打动了我，我答应将竭尽全力争取使这部书稿得以出版。这一晚，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屋内两位同门师兄弟忍饥耐寒数小时地讨论着“人权”这么一个大问题，正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及其《续编》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
1990年10月，《总览》一书正式出版，很快便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李鹏总理在收到此书时表示：“很好。我一定要看这本书。”后来，总理办公室又向中央党校索要了8本。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徐惟诚亦称“这是一本好书”。外交部负责人权事务的国际司致函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科研部，认为该书“对我国国内人权研究工作是一大贡献，对我司的工作也必有很大帮助”。该司负责人权事务的王学贤副司长特别致信作者说：“《总览》第一编，我已读了三遍，深受教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该编的观点代表了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在人权问题上达到的一个高峰。”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还说：“今年1至3月，我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这本书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斗争武器。这是我国这么系统又相当深刻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人权问题的非常好的著作，给我们从事外交斗争，特别是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提供了犀利的武器。”该司人权处也致函作者称此书“为我国人权问题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到处里，立即被作为经典一般加以引用”。外交部还一次购买了三百多册《总览》，发给我驻外使馆和外交部内各处级单位。
1994年的一天，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人权官员在访问中国人权研究会时咄咄逼人地说：“你们中国政府好像不让老百姓知道《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人权研究会的负责人就拿出这本《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及其《续编》给她看，这位外交官十分惊讶又十分尴尬地说：“英国也没有出版过这样全的人权约法汇编，因为要赔钱。你们中国人做事实在很认真。”另一次，瑞典一位著名人权专家胜雅律见到此书也说：“据我所知，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版过这样庞大的世界人权约法汇编”，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政府在宣传执行联合国人权文书方面作出了比西方国家更多的努力。”
该书在学术理论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许多专家学者评价此书“代表了中国人权研究的重要进展”，“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约法和人权汇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3月21日，首都理论工作者七十余人聚集在中央党校主楼7层会议室，参加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出版暨人权理论研究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纷纷发言，认为该书的出版是“对理论界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并一致呼吁以开放的姿态多角度、多学科、全方位地对人权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提高全民族的人权意识。
国务院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
《总览》出版仅两个多月，《人民日报》就发表长篇书评，称：“该书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一份人权问题的资料和研究指南，对于推动我国广泛研究人权问题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全面正确理解人权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其第一编《人权概观》“反映了我国当前人权研究的状况和水平”。此后，《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新闻出版报》、《中国文化报》、《文汇读书周报》、《现代法学》等数十种报刊均刊载书评、书介和书讯，对此书加以充分肯定。《求是》杂志以《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编著》为题刊登书评认为：“《总览》的问世，填补了我国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具有开拓性和理论的深刻性，为人们从事人权问题的教学和宣传、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发动的‘人权攻势’提供了理论武器”。《新闻出版报》则称《总览》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一大成果”，并指出：“本世纪70年代，世界兴起‘人权热’，我国则以1990年10月出版《世界人权约法总览》而在人权史上写了重要的一笔”。
中央电视台在1991年3月21日“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中两次播出新闻，称：“这本书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根本界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论述了人权观念的历史发展，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在人权研究方面有了一个新的起点。”3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首都理论工作者聚会提出应加强对人权问题的理论研究》为题、《光明日报》以《〈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出版座谈会与会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人权问题》为题，对上述有关《总览》出版的座谈会作了长篇报道。新华社内部发表的《首都理论工作者建议加强人权理论研究》一文，提出必须高度重视研究人权问题，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体系和建立起一支研究人权问题的理论队伍等建议，并第一次提出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建设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相结合；把提高全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素质和人权意识相结合”等重要观点。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鲜明地阐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观点，在全世界面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标志着我国最终从政治上彻底打破了人权禁区。董云虎参加了该白皮书的起草，成为该白皮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十几年前，人权还属于一个禁区，大多数人对人权几乎一无所知，如今，我们谈论人权、研究人权、宣传人权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将人权写入宪法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体现了党的主张、人民的要求和国家的意愿的一致。当然，要使“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规定变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变成全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必须通过教育在全社会创设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完成这一任务单靠政府行动是不够的，它仍然有待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共同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