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作者：谢晓鹏
然而，汪精卫大权独揽的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军事强人蒋介石的迅速崛起，对汪精卫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蒋介石参加革命并没有汪精卫早，过去在党内也未担任过要职，其影响主要在军事上。然而，国民党“一大”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被谋杀案”发生后，他又参加“特别委员会”，参与处理“廖案”,从此地位稳步上升。1926年1月，蒋介石凭借其在组建党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第二次东征等过程中的功劳，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并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不但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而且当选常务委员，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与汪精卫并列为国民党一武一文两大领袖。2月1日，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则于同一天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从而开始形成党权与军权分立的局面。
对于蒋介石的崛起和军权的膨胀，汪精卫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如他调包惠僧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以钳制蒋系势力。他还以国民政府名义，撤职查办了搞非法走私活动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而陈系蒋的盟兄弟，且陈任虎门要塞司令也是蒋保荐的，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不小打击。此外汪精卫曾极力拉拢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劝王倒蒋，答应事成之后让王担任第七军军长，并从黄埔军校的经费中拿出三万元给第二师。同时，汪精卫利用一些公开场合反复宣扬党权高于军权。3月1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前身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举行成立典礼，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和该校党代表的汪精卫，偕校长蒋介石及各部部长就职，并发表训词。他说：“以后无论什么军事和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我们看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和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便可知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3月4日，他在出席青年军人联合会欢迎白崇禧等人的大会时，又强调指出：“武装党员又与普通党员不同，因为他有武装，政治训练是要叫他这枝枪应该向什么人瞄准，如不是这样，政治训练有不如无。……要知道，党是在军队之上，若无革命党，决没有革命军，政治训练是受党来指导军队的。”对于汪精卫的这些关于党、军关系的言论，蒋介石大不以为然，他要凭借手中的军权向汪精卫的权威挑战。
蒋介石制造种种舆论，攻击汪精卫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对CP之合作”“迁就谦让”，“事事听命于外人”等等。为阻止汪精卫向军队渗透，蒋介石于2月26日将亲汪的王懋功诱至东山扣押，随后逼其离粤赴沪，王的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一职则由蒋的亲信刘峙担任。周恩来曾对此评论说:“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27日，蒋介石造访汪精卫，以辞职相威胁，逼汪下令让与蒋不睦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回国。3月8日，蒋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18日，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欧阳钟以蒋介石名义，矫令中山舰开赴黄埔候用一事，使蒋找到了打击中共、驱逐季山嘉、排挤汪精卫的绝妙机会。20日凌晨，蒋以共产党意图谋乱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随即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该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扣押第一军第二师各级党代表及政工人员，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住处。这就是三·二○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
当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时，汪精卫还在睡梦中，他是当天早上在病床上听了陈公博的报告后才知道广州开始戒严的。不久，谭延闿、朱培德来访，送上蒋介石致汪的亲笔信，大意说共产党意图谋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等语。汪精卫看罢信后，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又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次日，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请到家中，希望他们能把蒋介石扣留起来，但未能如愿。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汪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三·二○事件。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行离去；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23日，汪即闭门谢客，匿居疗疾。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消极怠工的态度，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不仅各军将领不顾汪的要求而坚持中立，而且过去一向支持汪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也主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没有予汪以必要的支持。3月24日，苏联顾问索洛维约夫在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信中曾指出：“我们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我们召回他所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所以他未经我们同意，违背我们的愿望隐匿起来”。这道出了汪隐匿的主要原因。3月31日，汪致蒋介石一函，表示：“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职分别被谭延闿和蒋介石取代。汪精卫看到这种无力回天的政治局面后，即决定暂时出国，以图东山再起。5月11日，他搭乘法国邮轮经香港赴法国养病。
三·二○事件是汪精卫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孙中山逝世后，以汪精卫为领袖，汪、蒋短暂合作局面的结束。这样，在汪的党权与蒋的军权的首次交锋中，就以党权的旁落和军权的膨胀而告终。
后来，汪精卫对自己在这次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遭受重挫念念不忘。1928年5月18日，他在《复林柏生书》中曾详谈过此事，我们从中或许可以了解到三·二○事件期间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他在这封信中说：“蒋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就事后蒋同志给我的手书及蒋同志所做出来的事情看来，可以归纳到以下两点：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至于蒋同志当时何以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呢，就事后蒋同志给我的手书看来，是虑我不能同意，以致不能进行，所以只得自己独断独行的做去。”他对此评论说：“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我只责己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职所致，所以引咎辞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汪精卫对蒋介石“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并不反对，按照陈公博的说法,“那时国民党人心目之中，不论其为左派或右派，无不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汪所反对的是蒋介石“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但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能以力制武人，使其不得不服从”，加上他信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哲学，所以，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远走他国，逃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