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周恩来、张学良交往密扎读解
作者：朱安平
“咸服先生肝胆照人”
在目前所见周、张通信中，最早为1936年4月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全文如下：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原祸急，浑忘轸域，率直之处，诸维监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 拜
4月22日晨
此信由受命担任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面交张学良，写于周、张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即延安第一次秘密会晤之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不仅红军与东北军由此正式进入合作，而且周、张两人也自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生死之交。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20多万大军布防陕北苏区边界，延安当时尚属东北军防地。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指派，和张学良在清凉山下一座天主教堂里进行了整整一夜的会谈，对许多问题坦诚而直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抗日联军，形成新、甘、陕、宁四省的西北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等达成协议。结束会谈时，张学良曾慨然表示：“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周恩来也恳切相答：“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就在这次会谈后，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并接受了张学良的建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可以说周恩来和张学良共同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这次会见影响了同年年底西安事变这个更为惊人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这次会见给周、张均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双方一见如故。周恩来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样，给予张学良甚高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读来信后十分激动，晃着手中的信对也参与肤施会晤的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直到50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盛赞“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周恩来在信中还通报了时局动向，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认识，并告知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是肤施秘密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深化。此信随刘鼎作为中共代表赴任时面交，也起到了介绍其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重任的作用，使刘鼎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当即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刘鼎这位早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即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党员，遂以“秘书”身份入住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为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提供了便利。
“乞代问候诸同志”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以上来信两个多月后，他曾有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亲笔函：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1936年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张学良的这封信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六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证实，而且时间恰在“六个月”之内。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当时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在这封迄今唯一可见的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当时“同志”的称呼，虽然张学良在其时申请加入中共并获允之说，迄今尚未有可信史料佐证，但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由兄归来主持大计”
就在当年的12月，历史又一次将周恩来与张学良置于一起。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顾日寇大兵压境，反而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出于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在多次劝蒋团结抗日均无效下，毅然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同时以极大的信任电告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参与决策，共商如何处理西安事变，中共当即电复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张学良获悉极为振奋：“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到西安不足20个小时，就已同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张、杨对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非常佩服。在处理西安事变的紧张日子里，周恩来与张学良朝夕相处、密切配合，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经多方周旋、协调，终于促成蒋接受抗日主张，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意外的是，张学良在蒋介石全部接受谈判条件后，怕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便悄然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到机场上了飞机，自己也驾机护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脱身后竟背信弃义，立即制造借口扣押张学良，并派大兵压境，企图破坏西安业已形成的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同盟局面。
为了保卫“西安事变”的成果，对张学良实行营救，周恩来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紧急磋商，连设七道防线，令红军南下驰援，做好防御准备。周恩来于1月10日亲自致函张学良，表明红军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并盼他回西安主持大计，信的全文如下：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足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查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力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
10号
周恩来还于次日又致函蒋介石，表示对张学良的深切关怀，敦促蒋实践在西安的承诺撤兵释张，“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对蒋介石假谈判之名分化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伎俩，周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为由，明确拒绝蒋要他即去南京谈判的邀请，表示“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如有密便，盼有教我”
在周恩来、杨虎城等努力下，西安形势仍保持稳定，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然而，因张学良是东北军唯一的领导者，在他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派系矛盾日趋激化起来，其少壮派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面临着自相残杀的危险，西安再度笼罩内战阴云。为了坚持和维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反对内战的初衷，最大限度地保存张学良惨淡经营的东北军，周恩来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王以哲被枪杀后仅一个小时，就第一个赶到乱作一团的王宅，与刘鼎等人设灵堂料理后事，以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他又同杨虎城商议善后，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还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当事人送到红军驻地三原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不致再有其他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后来周恩来曾不无感慨地说过：“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铭记在心中。同年2月17日，张学良在溪口对前去晋见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时，要其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护此一友谊。”这个朋友就是中共和红军，其代表人物则是周恩来。他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带出去，交给周恩来：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颂延安
弟良
二月十七日
张学良在信中除对周恩来和红军予以赞扬，还表明其“一本初衷”的磊落态度：凡有利于国者，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和安危。他当时于溪口幽禁之处接见何柱国等人时，就慨然表示：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只要蒋介石能够实现诺言的重要部分，枪口一齐对外，就是自己死了，也会含笑于九泉。他还在给杨虎城、于学忠等西北、东北军首领的信电中，一再强调关于其“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如“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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