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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上）
作者：黄少群
1. 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被推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约10个月。
2. 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也约10个月。
3. 1933年3月至6月，被“左”倾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的“头子”，即“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作者注）受到批判斗争和关押劳动，约3个月。是邓小平传奇经历中的第一次“落马”。
4. 1933年夏、秋间至1934年10月，先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调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前夕。约一年多一点。是邓小平传奇经历中的第一次“复起”。
两个“第一个”：“第一个”站出来纠正肃反扩大化；将瑞金建设成为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
1931年8月，邓小平与不久后成为他妻子的金维映结伴，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此时的瑞金县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受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清洗的影响，中共中央也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向党内发出“肃清反革命”的指示。苏区根据地从1930年上半年起即在赣西南地区首先开始“肃反”——大规模整肃“AB团”，乱捕、滥杀自己人。到这年12月，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也开始了大打“AB团”，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竟打出4到6千“AB团”，闽西地区则大肃“社会民主党”，乱捕、滥杀的程度超过其它苏区。而作为中央苏区后方的瑞金，在县委书记李添富（兼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领导下，正在大肃“社会民主党”，成批地捕杀党员、干部。据全国解放后统计，当时瑞金以“社党分子”罪名被杀害的共有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乡一级的领导干部77人；县、区、乡村一般干部273人。邓小平到达时，在监狱中关押待处决的还有300多人。先邓小平一步到达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于8月8日在瑞金给中共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中曾十分忧虑地说：“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了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来。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个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这种肃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使瑞金全县布满肃杀气氛，干部群众处于一片惊慌之中。邓小平后来形容：“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抵达中央苏区。他们本来要向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到，因红一方面军此时正在兴国前线反击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无法联系。恰巧这时，成立才两个月的中共赣东特委在书记谢唯俊带领下于8月7日到达瑞金，他和霍步青一起热情接待了邓小平和金维映。随后，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余泽鸿及妻子吴静焘也被中央派来苏区，以加强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他们在一起开会，霍步青介绍了瑞金的情况，特别表示了对肃反的忧虑；谢唯俊则要邓小平和金维映等一起，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党”的问题。在“与上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鉴于当时瑞金的复杂形势和邓小平的资深经历，“大家商议”一致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以求尽快稳定瑞金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
邓小平临危受命。他明白：王明中央正全面推行“左”倾错误政策，其中包括肃反在内，而且此时江西苏区打“AB团”和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都方兴未艾，正值高潮，在这个时候去纠正乱肃“社党”的错误，可能被指责为对抗中央指示和路线，风险是很大的。但邓小平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认为瑞金这种乱肃反是绝对错误的，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在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9月底，他们从乡下来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不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并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邓小平亮出县委书记的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被关押的三百多名无辜者幸免于难。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赞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据我初步查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邓小平是我党历史上勇敢地站出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并取得重大战果的第一人。由于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一度重视，1931年8月底，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了关于纠正中央苏区在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缺点”的指示。但是，因为党中央一面提出纠正肃反扩大化，一面又继续坚持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所以，这个文件没有起到作用，一些根据地继续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如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领导下于1931年9月开始的白雀园大肃反，湘鄂西苏区在夏曦领导下于1932年5月开始的四次大肃反，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害，至今说起来仍令人痛心疾首。所以，邓小平在1931年9月（尚未接到中央指示）领导的纠正瑞金县肃反扩大化的斗争和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党的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首例。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也评价邓小平对纠正当年瑞金肃反扩大化的贡献，他写道：“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所有这一切同三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彻底纠正，使得瑞金全县的政局得到迅速稳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紧接着邓小平又以果断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的各项建设工作。
一是狠抓政权建设，迅速建立、恢复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在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整顿区、乡政权组织。原来瑞金县没有乡一级，只有村一级苏维埃政府。村苏管辖范围太小，干部也缺乏，工作难开展。邓小平果断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归区苏管辖，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革命分子担任乡苏政府的领导工作。这就完善和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使基层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二是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由于错误的肃“社党”运动，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干部队伍，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九十月间，邓小平决定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本地干部。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第一批六十多名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县的革命骨干。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
三是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县在“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霍步青报告）后，经过了两次分田斗争。但是，在第二次土地分配刚刚完成，干部、群众革命积极性正在高涨时，由于肃“社党”运动严重扩大化，又将阶级阵线搅乱，将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了下去，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民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出现了假分田现象，地主豪绅也没有受到真正打击。第二次分田成果又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邓小平立即对分田情况进行调查解决。此时，“左”倾中央的土地政策已传达到苏区，中心内容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邓小平并未“认真贯彻”。他根据瑞金的实际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是对的，坚持“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县委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小孩子不应该分田。邓小平对他们说：“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
邓小平还对分田斗争提出三条原则：1.对已经按上述政策分好田的地区，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2. 对少数没有分田或分田不彻底的地区，要按照政策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迅速重新分配土地；3. 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这样做，使地主、富农有生活出路，不会铤而走险去造反，贫农、雇农就不会陷于孤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办报纸。这一点邓小平是内行。20年代初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编辑过《赤光》杂志；30年代初在红七军创办了红七军机关报《火炉报》。这一次他又指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于1931年10月25日正式出版第1期。这是一份石印二版五日刊，每逢5日和10日出版。邓小平经常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指导全县的工作。1931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他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在《瑞金红旗》第7期上发表，将这一战斗喜讯迅速传达给全县人民，并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取得更大的胜利”。
为了支援前线的革命斗争，邓小平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人每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这就将前线的革命战争和后方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干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全县政局稳定，形势越来越好。
1931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28日，征尘未洗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首长，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来到瑞金，暂住在叶坪村，准备继续开往福建长汀。按照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主力全部挥师东进福建，任务有两项：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的计划是：红军总部拟设长汀城，“一苏”大会在长汀召开，中央临时政府也将设在长汀。瑞金只是行军过程中的一个临时“宿营”地。
是什么原因促使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呢？我以为一是由于邓小平的出色工作，瑞金呈现的一片大好形势，吸引了毛泽东等的注意力；二是由于瑞金当时所处的战备地位显然比长汀更为优越；三是1931年5月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将“一苏”大会的筹备和举行交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进行，且已内定毛泽东为政府主席，所以毛泽东等有权就具体问题作出决定。
邓小平早就心仪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初识毛泽东。以后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只管收发文件等），对毛泽东进行的井冈山斗争有所了解；随后去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组建红七军，又通过中央军委办的《军事通讯》了解到朱毛红军的斗争经验。1931年8月到瑞金后，邓小平得知毛泽东更多的情况，和中央苏区斗争的实际一结合，更加钦佩和仰慕毛泽东。
这一次，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进驻瑞金叶坪，邓小平格外高兴。他立即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一起赶到叶坪村，一是代表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二是向中央局和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情况。当他得知“一苏”大会即将召开时，乃恳切地向毛泽东等领导人建议：“一苏”大会可以在瑞金召开，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也能设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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