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故友二人行
作者：张 颖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做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维特克。外交部派出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将近十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互相认识，寒暄几句，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分类整理装进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6、7月，外交部发生了“153新情况”事件，文晋在党组会上受到严厉的但却是没有道理的批评。8月，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任命我为政务参赞，让我们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时间紧促，不到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在外交部是少有的。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我们在任职期间，十分努力地开展工作，也谨言慎行。在“文革”那个特别的年代，许多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人感到不正常。文晋的同胞弟弟，留住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三十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让弟弟夫妇大惑不解。弟媳悄悄地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已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所以国外工作中的大事小事他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尽管如此，部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有一天使馆一位最年青的馆员，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到使馆内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面对这么单纯的年青人，我不在意地说，既然是领导指示你写，那么写与不写你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3、4月间，外交部很不平静。参加了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地批判。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那年我们在加拿大。
1975年冬春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总理的病情日渐严重。从邓大姐处得知，我们已没有可能到医院探望他了。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60年代，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解放前夕就一直住在朱启钤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此时章士钊不在北京，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进了坐北的正房。以前我曾来过这里，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正面那张长条桌上，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乔见我们进来即站起来迎接，并让我坐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见面和谈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在机场告诉我们，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经总理办公室特批，我在寒风凛冽中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队与总理的遗体告别，又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外交部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悼念活动。由于“四人帮”严格限制，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总理。4月4日我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的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开了家？第三次居然是乔亲自打电话。我生气地回答：我什么地方都没去，也不敢去！当时我突然感到悲哀，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提供：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住处，全部烧毁了。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会上有几位同志发言，批评虽然严厉，但重在讲理。后来有人造谣说，乔挨批判时用“喷气式”、挨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
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古人要求“为亲者讳”，但历史必须真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不断思索。现在我写下我所亲历的点点滴滴，供读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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