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力争革命领导权的曾延生
作者：殷育文
“四大”提出了领导权问题
曾延生是江西省吉安县人，1923年秋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之前，他从南京体育师范学校肆业后回到吉安，担任白鹭洲中学体育教师，因疾恶如仇、伸张正义的豪爽性格被校方解聘。他愤愤不平，决心到上海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在上海大学，他一面读书，聆听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著名共产党人讲课，一面参加上海工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思想进步很快，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曾延生与上海大学党团员学生一道参加了大会精神的传达学习，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领导权问题。革命有了权，事情就好办多了。曾延生倍受鼓舞，感到今后的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随后他在李立三、项英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到沪东杨树浦一带工人中开办“平民夜校”，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发动沪东工人支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他带领一支工人宣传队，宣传、动员工人群众，投身到斗争中去。通过这些斗争，党和工会组织在沪东得到了发展。纱厂女工蒋竞英就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会活动分子，经曾延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同斗争中产生了爱情，结为夫妇，并于1926年8月被派往九江工作。
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共中央在“四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均应努力开始筹建党的组织。”根据“四大”精神，中共南昌特支于1925年7月在九江建立了党小组。
1926年8月，江西成为北伐战争的主战场，九江处于中路北伐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指派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以加强九江工作，支援北伐战争。同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九江特支升为九江地委，曾延生任地委书记，蒋竞英任妇委书记。这也是江西继安源地委、江西地委之后第三个建立的地委组织，直属中央领导。1927年1月，江西地委升为江西区委之后属区委领导，曾延生兼任区委委员、区工委书记，在家乡入党不久的曾延生三弟曾炳生，也从吉安被党组织派到九江，担任九江书店经理。这个书店销售马克思、列宁书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成为九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同时又是九江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和联络据点。
随同曾延生、蒋竞英到九江工作的还有陈冰、向锡煊（向热生）。陈冰、向锡煊原是九江省立第六师范学生、共青团九江特支书记和宣传委员、九江学联负责人，1925年12月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遭到北洋军阀九江镇守使邓如琢的通缉，遂离浔赴沪，经党组织介绍，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很快认识了曾延生。因陈冰也是吉安人，大家更是无话不谈。
九江是江西近代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国际资本在九江建立近代企业的增加，产业工人队伍也日益扩大，在九江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伐胜利前，九江工人已初步组织起来，但却缺乏统一的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曾延生充分利用北伐胜利后的大好形势，成立九江总工会，由地委委员、地工委书记彭江任总工会委员长，下辖南浔铁路等5个行业总工会及所属30个基层工会。同时，组建了两千余人的九江工人纠察大队。由共产党员太古趸船工人何瑞庭担任大队长。各工厂、铁路、码头和其它行业工会都建立了工人纠察分队。正在九江整顿训练驻浔第六军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根据曾延生的要求，从六军政治部拨给工人纠察大队部分枪支，对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
曾延生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创办九江《国民新闻》报。《国民新闻》旗帜鲜明，大造革命舆论，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又揭露汪精卫假革命反革命的嘴脸，先后登载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致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影响很大。汪精卫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上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为什么共产党员不能当县长
1926年11月，原在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袁玉冰被派回江西工作。袁到南昌不久，向中央局报告北伐胜利后的江西形势，其中提到共产党员王环心、涂振农、帅鼓农任县长一事。中央局得知江西有王环心、涂振农、帅鼓农三名共产党当了永修、奉新、九江县长，特别是“帅鼓农之任九江县长且为九江地委所决定”时，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立即指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赣地对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即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面对中央局的严厉批评，曾延生找到中共江西地委书记刘峻山（刘九峰）商量办法。刘峻山也是吉安人，还是曾延生在上海大学入党的介绍人，对曾很了解，知道曾的秉直性格，一时转不过弯来，就劝导他：“中央这样决定自然有它的道理，作为下级组织，我们只能执行。”但曾延生怎么也想不通，很激动地对刘说：“既然党的四大已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为什么共产党员就不能当革命的县长？”“有理尽管胆大，无私何妨心雄”，这是两年前曾延生在家乡族祠门前写下的一副对联，是他做人的原则。曾坚持真理，硬是顶住中央局的压力。直到1927年3月实在顶不住了，才让帅鼓农辞去九江县长职务。
与右派争夺领导权
曾延生到九江后不久，就发现国民党九江市党部虽然有共产党员严燕僧担任常务委员，但实权却被右派控制，致使九江的革命活动一度遭受挫折。经与严燕僧、帅鼓农等商量决定，对市党部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执行委员会，北伐军攻占九江的第三天，就在市区塔公祠门前挂起牌子，公开活动。市党部下属各区组织也相继公开开展工作。这样，仍处于半秘密状态的中共九江地委，就通过九江国民党各级组织来开展工作，实现对工农运动的领导。
北伐在湘鄂赣胜利之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本人来往于南昌、九江、庐山之间，自然对九江的政治气候特别关注。1926年12月初，蒋介石与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鲍是由粤赴鄂经赣短暂停留）及其助手兼翻译张太雷出席国民党九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揭露国民党右派、九江商会会长辜竹平等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错误。这些右派本想通过这次党代会把市党部的领导权夺过来，结果惨遭失败。会上所显示的九江革命力量，给了蒋介石深刻印象。他对九江很不放心。会后蒋叮嘱驻防九江的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要竭力扶持右派势力。
1927年1月初，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用所谓“圈定”的办法，使右派轻易地夺取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会后，他又委任九江的右派头目李鸿翥为省党部特派员，同国民党中央特派员、AB团头目段锡朋、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一道到九江，暗中策划夺取市党部的领导权。九江市区范围小，过去是县管市，1924年成立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时，其工作也仅仅限于市区。北伐胜利后，市党部的工作向九江县农村延伸，但其称谓没有变。这就给国民党右派钻了空子，于1月底在市郊成立国民党九江县执行委员会，与市党部相对抗，挑拨市党部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强迫各区党部改换门庭，由县党部领导。曾延生以革命大局为重，一方面尽量与之合作，另一方面警惕县党部的破坏阴谋。代表地主豪绅利益的县党部，很快暴露了它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斗争不可避免。
2月下旬，市党部在塔公祠召开九江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传达贯彻江西省第一次农代会精神，研究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问题，选举九江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曾延生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出席并主持大会。右派以为机会来了，采取各种欺骗手段，企图夺取农民运动领导权。李鸿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在会上对代表们说：“农民穷，是因为不识字，不识字就是不懂得革命道理。现在大家参加农民协会，就是为了学习文化，学了文化再学三民主义，然后才能搞革命工作。”企图转移代表们的视线，把农民运动引向歧途。曾延生站起来驳斥，指出：“农民是很穷，但是为什么穷？为什么没有文化？这是因为受剥削、受压迫。在此革命发展之际，我们要提高警惕，谨防受骗。”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掌握农村政权，反对土豪劣绅”等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九江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11名执委中，有9名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地委委员兼农委书记吴九思当选为县农协委员长。
会后，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摘掉县党部的牌子，重新挂上市党部的牌子，向市党部请示报告工作。县党部门庭冷落。李鸿翥跑到南昌向蒋介石诉苦。蒋恼羞成怒，立刻派卫队长温建刚和陈群、杨虎等到九江，与李鸿翥密谋策划，并派视察员住在县党部，直接指挥反革命活动。
蒋介石制造“三·一七”惨案
3月16日，蒋介石要离开南昌。当天上午，他指使段锡朋解散了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查封了《贯彻日报》社。下午他抵达九江，先把身边的郭沫若支上庐山查看北伐阵亡将士墓的工程，然后在“审判厅”总部行营接见县党部的右派头目，密谋策划反革命活动。右派欺骗不明真相的农民，组织所谓“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于17日上午进城请愿。数百名农民涌进市区示威游行，一些土豪恶霸、流氓地痞，身带凶器混在其中，高呼反动口号，捣毁市党部、总工会，冲击了第六军政治部、《国民新闻》社。正在市党部值勤的裕生火柴厂纠察分队长、共产党员曹炳元被当场打死，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吴季冰（吴振鹏）等十余人被打成重伤。曾延生立即调动全市工人纠察队包围全城，逮捕暴徒五十余人。蒋介石见九江工人纠察队如此强大，十分恼怒，即出动卫队，以保护为名，强占市党部和总工会，从工人纠察队手中索去暴徒，护送出城。九江人民非常气愤，各界代表质问蒋介石：何以如此？蒋答：“此系民众公意，我亦无法阻止。”当晚，蒋介石任命第六军参谋长、九江卫戍司令唐蟒为戒严司令，禁止工人罢工，违者拘捕。
3月18日，曾延生派人与江西省、南昌市代表赴武汉请愿，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控告蒋介石在九江制造“三·一七”惨案。武汉国民党中央改组了右派的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4月4日，曾延生下令，九江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包围县党部，逮捕“三·一七”惨案首犯王若渊等8人。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将王若渊等6人判处死刑，其他2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彻底改组，由共产党员戴振球任县党部的常务委员。
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1927年5月，曾延生调任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南昌起义后他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随军南进。同年10月，被中共中央派回江西，到万安组织暴动。暴动失败后，调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1928年3月，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曾延生、蒋竞英夫妇不幸被捕。4月4日，一对革命伴侣在赣州市从容就义。
曾炳生在胞兄曾延生的直接领导下，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因而上了国民党右派的黑名单。曾延生调走后，曾炳生仍在九江担任书店经理。1927年7月29日，汪精卫、孙科等从武汉抵达九江，命令立即封闭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社、九江书店，捕拿“叛逆”。国民党九江警备司令部按照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原来提供的黑名单，以“颠覆政府，响应叛军”的罪名，逮捕了包括曾炳生在内的七十余人。8月9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东门大校场刑场，将曾炳生、彭江、吴九思、戴振球等25名共产党人和一名国民党左派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九”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