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北大教授周炳琳
作者：张友仁
五四运动健将
周炳琳于191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岩县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后改称经济系）。
1918年10月，周炳琳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9年1月创办《国民》杂志。周炳琳于1919年12月从英文《双周》（Fortnight）杂志上将亨利·埃默雷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译出，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该文中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万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罢！”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的回国和他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将北洋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透露给周炳琳等。他们都极为愤慨，竭力反对签字，晚上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紧急集会，决定联络各校于4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京各校同学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会后经中华门欲往东交民巷美英法三国使馆交涉，但被东交民巷西口的中国警察所阻。交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许通过。游行队伍改往总布胡同外交部，大门已紧闭，转往附近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他们在大门外痛骂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他们和周说：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啊！墙不高，有同学爬进去打开大门，同学们冲到曹汝霖的卧室。曹仓皇躲入卧室旁的箱子间，同学们未能抓到曹。这时，躲在地下室锅炉房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听说起火，跑了出来，学生们将他痛打一顿。
1919年夏，周炳琳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讲演，声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在下面听了为之热烈鼓掌。后来，他们到孙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孙说：“我以前的革命是不彻底，今后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必须要有武力。你们要彻底革命的跟我来！我这里炸弹也有，手枪也有。”
“五大臣出洋”
我国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穆藕初1920年向北京大学捐银五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费用。他将选拔留学生的事权委托给蔡元培校长，请他“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尤派送之”。
蔡元培经过认真研究，并同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商定，选拔了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五位北大毕业生，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经蔡元培选定的这五位学生领袖的出洋，一时被学生界仿照清末光绪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件，称之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曾轰动一时。这种说法是寓有讽刺意味的。
50年代毛主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时，在门厅迎接到周炳琳时还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周炳琳先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科学理论。1922年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欧洲，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生，研究社会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等。这时，他开始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兴趣。1923年4月周炳琳又到法国巴黎，注册入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他还曾留学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如柏林大学等校。
1925年，周炳琳回国在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支部。1931年秋，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出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常务次长
1934年春，华北在日军威胁下处于特殊状态，南京政府教育部指定周炳琳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要他注意使河北青年免受日寇的奴化教育。周应命到天津任职。他整顿河北各院校，争取增加教育经费，购买爱国图片分发各地教育馆。在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他呼吁当此国难时期要锻炼身体、发扬国力、建设国防、复兴民族。这些都被华北日军作为周实行排日教育的罪证，向华北最高负责人黄郛提出抗议，要周认罪、下台。周拒不屈节，向于学忠省主席辞去河北省教育厅长职务，于年底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1935年华北有少数汉奸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竭力反对此种分裂行动，他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并于12月2日发出《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同日，周炳琳与傅斯年又一同起草并发出《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要求“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
1937年春，经蔡元培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周炳琳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作为上级的教育部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解聘教授，顶住了党部的这一无理要求。
赠送礼物给刚到陕北的毛主席
周一向尊敬和关心毛主席。周炳琳夫人魏璧、许德珩夫人劳君展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曾同毛主席一起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36年毛主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一起商量给毛主席送些陕北急需的东西，并由魏璧、劳君展在张晓梅的陪同下，坐洋车（人力车）到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人邢西萍（徐冰）教授和夫人张晓梅设法，同其他物资一起用卡车送往陕北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回信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号
抗日战争时期，周炳琳在重庆收到从延安送来的、在大生产运动中编织的、有梅花鹿图案的羊毛地毯一块，这是毛泽东对他的答谢。
抗战时期组建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后，周炳琳建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和教育部长王世杰商定，筹办长沙临时大学并经手办理了有关的各种公函和文件。
南京沦陷前，周炳琳先乘水上飞机到汉口筹划将教育部迁往汉口。不久武汉吃紧，他又率领教育部职员从汉口乘江轮迁往重庆。在轮船上得知陈立夫被新任命为教育部长的消息，周炳琳立即去电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职务。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往往由周炳琳代理。常委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梅贻琦赴重庆商谈教育复员工作，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这时，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学生愤起罢课，周认为学生罢课抗议是正义的行动，表示支持。他于11月26日作为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签发了《西南联大致教育部长朱家骅急电》，报告25日时事晚会遭到“军警在本校四围施放枪炮，断绝交通”的情况，要求“派员来昆彻查”。周炳琳受联大教授会的委托，牵头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哀悼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已诏”。他于12月2日签发了《西南联合大学致教育部长朱家骅快邮代电》，报告“一二·一惨案”实况，要求“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的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联大教授会委托周炳琳牵头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起草《西南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告诉状》，控告“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在《告诉状》中写道：上述被告人，“败法乱纪，罪大恶极”。“创历来学潮惨案之记录，举过去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苟不严惩，国将不国。”要求依法审判，严惩凶手。周炳琳于12月10日为联大教授会起草和签发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项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向报界报告事实真相，要求“共同主持公道”。
在联大教授会上，周炳琳罢教七天的主张，得到多数教授们的赞同，并且通过了教授会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于1945年12月9日的社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中认为：“联大全体教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支持中共、反对独裁统治
抗战时期，周炳琳作为“各界信望人士”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1939年他又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在参政会上，他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反苏。在邵力子任参政会秘书长时期的一次参政会全体会议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一股反共逆浪，通过了恶毒攻讦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参政员愤而退席以示抗议。周炳琳当即在参政会大会上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发动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围攻中共的恶行。会后，周又邀部分参政员，同往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事后，周恩来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徐冰等驱车到沙坪坝南友新村周炳琳寓所回访，答谢他在参政会上的仗义执言，并且和他长谈。
在国民参政会上，周炳琳多次批评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失败。他要求对外和苏联建立友好的邦交，对内循政治途径解决国共两党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听了很生气，认为不能说国统区“政治混乱”。国民党的御用参政员们也在周炳琳发言时大叫大骂，大吵大闹，使他无法讲下去。有的参政员还攻击周炳琳是“诋毁元首”，提出要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1947年国民参政会将在南京召开时，周炳琳于5月6日致函邵力子秘书长，请派飞机前往迎接共产党参政员来京参加参政会。至于他本人是否出席参政会，他表示：“如参政会能讨论到和平问题，为解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愿赴京出席大会。”“如果光是去开会凑一凑热闹，大可不必。”他又宣称：“谈和平，一定要先停战才可以，否则一面打仗，一面谈和平，事实不可能。”邵力子于1947年5月14日复函周炳琳，认为：“中共……恐难有良好之反应。”“并盼早日命驾来京。”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停止内战，共产党参政员未出席参政会，周炳琳拒绝赴南京出席参政会。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到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周炳琳十分欣慰，希望谈判成功。1945年10月他和张奚若一同起草，并同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共十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于国是的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他们要求“迅予纠正”蒋介石“一人独揽之风”，摒弃“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反对“军人干政”，“严惩叛国奸逆”，并且认为这四项是“今日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
1945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曾制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纪律，因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傅斯年推荐由周炳琳代理北大校长，周则表示“不肯居负责的地位”。他和北大几位元老联名去电美国请胡适回校担任校长。他并致函傅斯年，请他在胡适到校前回校代理校长。傅斯年曾于1945年9月28日复函周炳琳，表示“盛情热心感佩之至”。
吊唁叶挺将军，主祭闻一多教授
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的严正交涉下，于1946年2月出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重庆举行欢迎宴会，邀请周炳琳、魏璧夫妇作陪。席上，大家叙旧，非常欢喜。不料两个月后，叶挺等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周炳琳闻讯，极为悲痛，当即致函周恩来深致吊唁。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大鉴：
此次飞机失事，贵团同志，男女老少，殉者十余人，闻悉之后，痛悼殊深。忆两月前，足下与邓颖超女士邀宴，弟偕内人魏璧女士，得与其盛。席间话旧，欢洽逾恒。王若飞先生、秦博古先生、邓发先生，当日皆在座，扬眉姑娘活泼可爱，博古先生同出席于宪草审议会议，接谈尤频。今则诸人已逝，倏焉隔世，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叹无常。尚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