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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下）
作者：黄少群
毛毛在她的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将邓小平的这“一落”和40年之后的“二起”联系起来，作了一翻颇为精彩的对比评述。她写道：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古百怪”。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整整记了四十年。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历史上的第一次“起复”
1933年6月，是赣南的酷暑天气。正在宁都县郊“劳动改造”的邓小平，意外地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瑞金，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代替杨尚昆担任总政秘书长职务。
小平《自述》中写道：在宁都劳动“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
王稼祥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曾是“左”倾教条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在进入中央苏区特别是到前方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作战后，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转而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1933年3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被送回瑞金治疗。王稼祥和邓小平并不熟悉，但对博古、洛甫等人无端排挤打击邓小平很有意见，深为邓小平抱不平。
贺昌和邓小平比较熟悉。1929年贺昌在南方局任领导工作时，曾和邓小平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邓小平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对邓小平这次受到的打击，贺昌深表同情。而他也不为“左”倾领导人所喜欢。
1933年6月，“左”倾领导者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撤职，改派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去任此职，协助彭德怀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总政缺一个秘书长，许多事务性工作没人做。贺昌乘此机会，与王稼祥及总政组织部长罗荣桓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由王稼祥直接给博古打电话，指名要邓小平来总政任秘书长。博古开始不同意，王稼祥又打电话催办，博古碍于王稼祥的面子，同罗迈商议后，才同意安排邓小平任总政秘书长。
这就是邓小平在第一次“落马”后的第一次“复起”。说起来就是这样简单，似乎是王稼祥的一个电话就把邓小平解救了。秘书长一职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干的就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工作。长征途中，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在遵义会议上他没有发言，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
邓小平1933年6月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干了两三个月，觉得没有什么实事可做，“要求另调工作”到《红星》报去当主编。这就是邓小平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一段经历，平平淡淡，了无建树。
还是那本叫《总设计师》的书，以《在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岗位上》为题对邓小平这段工作作了不切合实际的描述，书中写道：当邓小平1933年6月（着重号是我加的，下同）到总政治部报到时，王稼祥带病接见，并向他“介绍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和李德的错误，说，敌人来势凶猛，步步进逼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拒绝毛泽东一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执行他们那一套‘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现在前方许多重大战役指挥不当，部队伤亡较大，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已到前线去了”。“亲临三军团指挥作战”，“后方机关几乎空了”，所以王稼祥“指令邓小平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协助自己抓好全军的政治工作”。于是，邓小平就以秘书长的身份到前方各军团去了解作战情况、政治工作情况，并详细了解对李德的各种反映，整理成“内部参考资料”，“送给中革军委王稼祥及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王稼祥后来“反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说，邓小平经常听取红一、三、五、九军团政治委员和军、师政治部的汇报，并认真阅读他们的定期报告；经常到前线去指导工作，返回机关后，又日夜和各军团政治委员通电话，了解红军指挥员的思想政治情况，过后加以综合整理，向王稼祥和贺昌及中央军委领导汇报，或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重要参考；他还“代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真正成为王稼祥的得力助手，受到王稼祥和贺昌的称赞”。云云。
而事实上：邓小平是1933年6月至8月任总政秘书长的，而第五次反“围剿”是10月才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没开始，李德此时在上海也还未到中央苏区，王稼祥又怎能向邓小平“介绍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和李德的错误？邓小平上哪里去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和收集对李德错误指挥的反映？红九军团是10月才组建的，邓小平在6至8月间到哪里去“听取红九军团政治委员的汇报”？何况，还让他代“中央军委”起草文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调任《红星》报主编
小平在《自述》中说，在他的主动请求下，于是，总政治部乃“分配我为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关于邓小平办《红星》报一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得比较详细。现转述如下，略有补充。
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5月，是《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共出版35期。这与邓小平无关。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共出版67期，是《红星》报的第二阶段，才是由邓小平主编的。到遵义会议前夕又出版了七八期。
邓小平接手办《红星》报时，连他一起只有两名工作人员，邓小平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记者，每期报纸几十篇文章，从征稿采访、写稿改稿、版面设计和编辑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助手，协助印刷、发行等事务。
在邓小平主持下，《红星》报办得很有特色。第一，《红星》报成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红星》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第二，《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它通过“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第三，《红星》报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该报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等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导部队建设。第四，《红星》报是红军部队的“一面大镜子”。该报开辟了《铁锤》、《自我批判》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第五，《红星》报还是“红军的俱乐部”。开辟了诸如“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工作室”等专栏，深受红军战士的喜爱。
邓小平特别注重报纸的导向性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配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予以引导。他又很注重典型宣传，用先进的事迹和经验带动红军部队建设。1934年8月，中央苏区曾出版过一本苏区军民爱不释手的战地通讯集——《火线上的英雄》，该书就是由《红星》报“前线通讯”栏目刊发的近百篇文章汇集成书的。另外，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将报纸版面编排得生动活泼，栏目多样，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红星》报还拥有一支五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作的干部战士。这些通讯员中，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仑、罗瑞卿、萧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写得最多。毛泽东、朱德、博古、贺昌等人，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1933年8月11日《红星》报署名“子任”，描写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英雄事迹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是邓小平特约毛泽东撰写的。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真是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毛在她的书中感叹地写道：“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我想，除了坚强的党性表现外，邓小平办《红星》报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敬业精神和他所创造的工作业绩，将会成为人们永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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