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

作者：刘振杰　傅学正

　　
　　为贺帅安放骨灰的由来
　　
　　贺龙案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大冤案。“9.13”林彪叛逃死亡之后的1972年1月，毛主席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接见张茜时说，看来对贺龙的问题也要重新考虑，因为他把蒋介石派来策反他的人都杀了嘛！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2年9月，毛主席又把同样的话对张春桥说。张却不向政治局报告，实则是阻挠为贺帅落实政策。
　　197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为贺帅落实政策迟迟实现不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凡是毛主席没有指示、中央没有文件的，谁也不会多说一句话，谁也不敢多走一步路，生怕引火烧身。而9月19日的《通知》又未对贺帅的功绩进行评估和认可，就是盖棺未定论。《通知》下发后，只为贺帅的夫人薛明同志重新找了个住处，把子女调回北京安排了工作。薛明想不通，她因“文革”中受到的打击，贺帅的冤案而产生的情绪，没有完全化解。1975年5月，薛明上书叶剑英副主席，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叶帅批示：“由胡炜同志办理。”这件事很重大，因为给这种级别的领导人迁移骨灰还从未有过。胡炜（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立即报告了总参党委。总参党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将移骨灰改为“骨灰安放仪式”，时间定在6月9日。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公开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拍电影片，发消息，登报纸；二是举行内部骨灰安放仪式，不公开报道。以上意见以军委办公厅名义上报叶副主席。叶帅批示：“经政治局研究，按第二方案办理。”接此批示后，军委办公厅党委立即研究落实方案，写出第二个报告，提出如下建议：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时间定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举行；约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委领导同志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贺龙同志的亲属、部队群众代表约800人参加。仪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叶剑英副主席为贺龙元帅骨灰盒覆盖党旗，邓小平同志讲话。仪式结束后由廖汉生、王尚荣、郭玉峰、于光、吴庆彤、胡炜等同志陪同家属将贺帅骨灰盒护送到八宝山骨灰堂一室安放。这个建议经总参党委研究后以军委办公厅名义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安放仪式由郭玉峰、胡炜、吴庆彤、于光同志负责办理。”
　　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副主任金涛曾三次去薛明家里，传达中央批准的方案，征求贺帅家人的意见。薛明顾全大局，表示满意。贺帅的大女儿贺捷生要求公开报道骨灰安放仪式。我们将她的意见报告给周总理。根据周总理批示精神向贺捷生做了解释工作，她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寻找贺龙元帅的骨灰
　　
　　为贺帅安放骨灰的报告批下来了，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贺帅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便无法举行安放仪式。金副主任派我负责此事。我问金涛是否知道贺帅骨灰的去向？金说他问过薛明，薛明回忆说贺帅去世的当天，专案组把她和子女接到三○一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没让她和子女们参加，至于骨灰放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中央二办”没有将化名、编号告诉他们。
　　金涛让我带着一位秘书专门找贺帅的骨灰。我到八宝山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他们很吃惊说：“请等一下，我们查一查。”约两个小时后，他们说：“贺龙是位大人物，如果骨灰存放在八宝山我们是会知道放在哪个室的。翻遍了69年以来所有的登记，未见贺龙二字。”他们并不知道是用的化名。回机关我向金涛作了汇报。金涛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贺老总是在中央二办审查他时去世的，找二办去。”我说：“二办早已撤销了。”金说：“人走了档案总得留下吧？”我们分析，既然中央一办没有撤，档案肯定在一办。
　　我找到铁狮子胡同中央一办，一办的人说，他们不管贺龙的案子。我说，二办已撤销，档案是否在这里？他们回答，有的在，有的不在。我请他们帮助查一查，二办交档案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让我下午再来。下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们查到了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现在已回空军机关了。我一听说是军队的人，有了线索，立即电话报告金涛，通知空军协助找人。我到空军说明来意，值班人员用电话接通了该同志，他叫周栓增。我很激动，毫无保留地说，现在中央要为贺帅平反昭雪，请帮助找到贺帅的骨灰。周说他知道此事，现在手上没有资料，不能凭想像说，只有对照登记才能说清楚。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时间，我们一起到了中央一办。周和一办的同志协商后，约等了半个小时，取出了登记本给我和秘书看。登记本第一格：王玉，第二格：贺龙，第三格：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最后一格：骨灰现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编号为0034。看完登记我们都很高兴。我还是不放心，对他们说，光看登记本还不行，我得去老山骨灰堂看看，你们下午陪我一起去。
　　我回机关向金涛报告后，提出在6月9日前对贺帅骨灰实施监控措施：1.立即对存放贺帅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派兵看守，在未取走贺帅骨灰前不得对外开放，人员不得进出。2.6月4日上午约贺帅子女贺鹏飞和贺晓明、原二办工作人员、北京市民政局领导以及我们承办单位四方共同鉴定、认可，四方代表签字，办理骨灰移交手续。3.现在离6月9日还有五天，骨灰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只好将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暂存在八宝山革委会办公室彭主任的保险柜内，并派兵守护。
　　6月3日下午，我带着秘书、警卫处参谋和战士、原二办工作人员、八宝山革委会彭主任一同来到老山骨灰堂。按登记的指引，我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的最下层的最后一个格子，看到了一个用黑布盖着的价值六元钱的骨灰盒。我弯下腰仔细看，盒子上写着的名字为“王玉”，编号0034，通常骨灰盒上有张死者的一寸照片，此盒没有。因为与登记相符，我无话可说。大家一起向骨灰盒三鞠躬。我对彭主任说，从现在起到明天我取走骨灰盒期间，该骨灰室不得对外开放。
　　回到机关，我向金涛汇报，第一句话就说，“我看到了贺帅的骨灰盒，现已派卫兵保护了”。在金涛主持下，我们连夜研究了如何办交接手续，并向军委首长、中央组织部、薛明报告了情况，同时通报北京市委，并让市委转告北京市民政局领导，6月4日上午去老山骨灰堂办理贺帅骨灰移交手续。
　　6月4日上午9时，四方人员准时到达老山骨灰堂，在彭主任和原二办人员的带领下进入骨灰室，看了骨灰盒。因为室内较暗，又没有座位，只好由二办人员将骨灰盒从架子上取下，在院内找到一处有石桌石凳的地方，将骨灰盒放在石桌上，在场人员共同默哀、三鞠躬。然后，金涛讲话，大意是：贺帅不幸去世已经快六年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今天找到骨灰是一件好事。
　　接着请原二办的同志介绍骨灰存放情况。原二办的同志说：这是贺帅的骨灰，千真万确，请大家看登记本并与骨灰盒核对。我们先请贺鹏飞、贺晓明兄妹查看。他们兄妹未提出疑义。四方代表在我们预先准备好的交接登记表上签字（此签字表存放在北京市民政局）。然后，大家一同驱车到八宝山，彭主任拿出准备好的紫檀木雕花（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时专用的）骨灰盒、黄绸袋子，由彭主任和军委办公厅秘书更换了骨灰袋，将骨灰装入新的骨灰盒，存放在彭主任的保险柜内，派卫兵守卫。
　　
　　筹办骨灰安放仪式
　　
　　找到贺帅的骨灰，筹备工作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办公室设在三座门，由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吴庆彤、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中办政治部主任于光组成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悼词组、警卫组、后勤保障组。我和刘振杰同志在秘书组。对我们来说为首长办丧事属正常的工作范围，责任非常明确，按常规各组办各自的事。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了不叫“讣告”，而叫“通知”的“讣告”。“通知”：“定于1975年6月9日下午三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届时请参加。”
　　“通知”发出后，从军内到地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等各方反映强烈，值班室电话铃声不断，有表示哀悼送花圈的，有询问家属子女情况的，有要求参加的。许多单位反映分配参加安放仪式的名额太少，要求增加人数。特别是国家体委，庄则栋和徐寅生分为两派，在人数名额分配上相互争执，要求增加名额。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给国家体委增加10个名额，包括一些著名运动员。徐寅生要出席。”
　　刘振杰将周总理批示电话通知庄则栋。庄说：游泳队一个，体操队一个，田径队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一个，你看够不够。刘说：你是主任，增加谁由你定，徐寅生要去。
　　原计划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是800人，现在已经安排了1500人。贺帅的老部下，凡有要求参加者，查明身份后尽量满足。薛明推荐来的生前好友，也保证他们参加。在追悼会现场室内站不下可站到室外。京外的人员不安排来京，但是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特别被请来参加。当时军内的老将军大多数受审查刚刚被解放，有的则刚从监狱出来，有这样一个机会见面，实在太难得了。大将谭政，刚从监狱出来，中央组织部把他从山西接回北京，我们派人找到他，看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了。他说：“这样的事我盼了多年了，只要我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去参加贺帅的追悼会，乘机看一看多年未见到的老同志。”后来，我在礼堂里找到他时，见他正与总政一位首长站在一起。我真的不敢认，他就是当年经常见面的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只见他衣服破旧、弯着腰、穿一双布鞋、气喘吁吁，工作人员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不坐。“通知”到礼堂里的人，安排有休息室，他们都来得很早。老将军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呀!”大家互相道贺、泪流满面。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将军们的第一次大集会。
　　6月9日的贺帅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个不叫追悼会的、高规格的追悼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委给予了大力支持。骨灰安放仪式的程序为：一、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开始；二、默哀(放哀乐)；三、请周总理讲话；四、王洪文为骨灰盒覆盖党旗；五、向遗像三鞠躬；六、骨灰安放仪式结束。从参加人员来看，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也堪称国家级丧事。周总理、小平同志、先念同志、纪登奎同志、徐帅、聂帅、叶帅、王震，在京的大将、上将、中将全部参加，军委在京的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同志和机关群众代表约一千五百多人参加。毛主席、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军委、军队各大单位都送了花圈。花圈从室内排到室外。这是军界向“四人帮”的一次大示威、大声讨，是对贺老总的隆重悼念。会后，江青污蔑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张春桥说在6月9日贺的祭日安放骨灰是迷信。而受贺案株连的众多人家，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周总理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我是负责安放仪式的程序安排、现场布置、引领首长和礼仪的。凡是这样的场合，我都提前到达现场。6月9日吃过午饭，金涛把各组负责人找来，最后检查安放仪式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接着我带秘书于下午一时来到八宝山。我们先找到彭主任，从保险柜里取出贺帅的骨灰，下午二时前将骨灰安放在礼堂，并开始布置。在礼堂的小舞台上方悬挂横幅：“沉痛悼念贺龙同志”，下面的中央小桌上方悬挂贺龙同志的遗像，桌上摆放骨灰盒，舞台下方摆放花草。然后按机关和首长的顺序，在摆放两侧的花圈上别上送花圈的机关名称和送花圈人的挽带。最后试试扩音设备是否完好。
　　大约在2时20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他是负责周总理的警卫工作的，我意识到周总理要来。我问邬吉成：周总理要来吗?邬点头说周要来。这时胡炜副总长、金涛副主任也到了。先前知道总理身体不好，没有敢请他，现在他也来了，原定的程序需要变一下。叶帅说：“今天的骨灰安放仪式请总理讲话。”正说着，小平同志、先念同志、纪登奎同志和王洪文也到了。我到门口去等候周总理，并告诉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总理来了不签到。约在2时45分，周总理到了。服务员一边为总理佩戴黑纱，顺手递给总理一支笔。总理手握着笔不停地颤抖，艰难地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转过脸似有意地对王洪文说：“你看我还能有多少日子！”在场的人，听总理这么说，心如刀绞。
　　总理进休息室坐下后，叶帅要金涛给总理报告仪式的安排，并说今天仪式请总理讲话。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叶帅让金涛把讲话稿给总理念了一遍。讲话稿是按中央“通知”口径写的，当念到“贺龙同志不幸于1969年6月9日去世”时，总理说这个地方再加上一句话：“贺龙同志是被迫害致死的！”这之前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总理当着王洪文的面严肃地说，贺帅是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对“四人帮”愤怒的反击。我听了感到非常解气。室内没有桌子，我托着公文包，金涛在讲话稿上加上了这句话，并勾划了一个向上的箭头。
　　念完讲话稿，郭玉峰、胡炜、吴庆彤陪同总理去看望薛明和子女。快走到休息室门口，薛明急忙迎了出来。周总理握着薛明的手很悲痛地说：“我没有保护好老总!你们要节哀保重。”这时贺家子女也扑上来，抱着总理失声痛哭，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泪流满面。然后，总理又到另一休息室看望各位老将军和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老将军都流着眼泪祝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我们把薛明和子女引到礼堂内预定位置，金涛引领叶帅、王洪文、小平、纪登奎等从第一休息室进入礼堂放着麦克风的位置，胡引领总理进入礼堂站定后，仪式开始。
　　总理的讲话是安放仪式的重点，所有的人都想听一听党中央、毛主席对贺帅的评价。讲话稿是打印的，当周总理念到用笔添加的那行文字时，看不清楚那个箭头是怎么勾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悲痛地大声说：“贺龙同志是被迫害致死的!!”当时在场的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室内一百多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齐声痛哭！
　　这哭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是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声讨，是对贺帅被昭雪的快慰和怀念，也是对自己十年来遭受迫害的控诉。他们会联想到：受“迫害致死”的仅仅是贺帅一人吗?彭德怀元帅、徐海东大将、许光达大将等等功勋卓著的英雄，为人民打下江山的功臣们也是被“迫害致死”的。敬爱的贺龙元帅千古!人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