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回顾中共“八大”会议
作者：伍精华
出席“八大”会议的代表共有1026名，代表着当时全国1073万中共党员。我那时才25岁，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劳动人民协会主席。1956年7月，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和朱德、胡耀邦、王维舟、李井泉、廖志高等53位同志被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我是凉山自治州的唯一代表，也是四川省唯一彝族出身的代表。
我接到“八大”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出席会议的通知时，是8月下旬，我正在普格县洛乌沟区的山上指挥平叛斗争。接到开会通知后，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下山到县城，然后又从县城护送到凉山自治州同西昌地区交界处的泸山公路。中共凉山自治州委派一辆美式吉普车在公路上等候，连夜把我送到成都。
第二天凌晨，我与四川省出席“八大”会议的部分代表乘汽车赶到凤凰山机场。飞机飞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在那里遇到了应邀前来参加“八大”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因为当时的飞机少，中央有关部门把我们乘坐的客机让给越南共产党代表团，我们改乘军用货机。上机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条毛毯当坐垫。飞机从重庆起飞，先后降落西安和太原机场加油，于傍晚时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我们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大会会务组同志们的热情接待，住进了新建的前门饭店。
从8月30日到9月14日，“八大”召开预备会议。主要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草稿）、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草稿）、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三个重要文件。还按照大会确定的原则和步骤，酝酿提名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会议充满了民主、团结的气氛。
记得在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事先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候选人名单发给代表，而是不限名额，由代表自由提名。毛主席讲：中央委员会是个政治领导集体，政治上要成熟。八届中委候选人的提名只划一个杠杠，被提名的同志必须是1938年以前入党的。毛主席说：这次选“三八”式以前的，“三八”式以后的在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同志，这些同志在今后各届中委中再作安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代表们讨论提名时，讲公道，讲正派，认真按照被提名者对党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来推荐。说推荐的某某人有什么战功，有什么贡献，讨论中充满了同志的友谊，充满了民主气氛。在我参加的那个小组里，有人提名阎红彦进中委。当时阎红彦说：我论资格不是不够，如果不是高岗整我，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但是从工作出发，还是让廖志高同志（时任四川省委书记）上。这种坦诚相见、大公无私的发言，显示出会议民主、团结的气氛。
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经过半个多月在预备会中的提名，反复认真的、几上几下酝酿讨论，于9月12日第一次大会预选后确定。
9月15日，“八大”在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还讲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至理名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大会听取了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中央总结了党的“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体现了党心民意，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衷心的拥护和审议通过。遗憾的是“八大”决定的正确路线，后来并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新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按规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但事实上，在19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没有再开了。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四次话，他说：“八大”政治报告是好的，但是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错了，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还应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了“左”的偏差，以至后来演变得越来越偏离“八大”精神。
在9月17日下午，“八大”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进入大会发言的第一次大会。首先由董必武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接着是朱德、李井泉等10位代表发言。这10位发言的代表中就有我。我的发言稿是凉山自治州委早给准备的，到北京后，李井泉、廖志高、阎红彦等省委领导同志又一起对发言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敲定。当大会执行主席要我发言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我就《凉山彝族从奴隶制度废除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了发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1956年，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了废除奴隶制度的伟大民主改革运动。到8月底，已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完成了这一工作。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彝族地区能不能够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在发言中依据昭觉县城南乡创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说：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只要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就能够引导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论据是：第一，奴隶群众在完成民主改革获得解放后，虽然取得一些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但仍然不能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严重困难，比如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种子缺五分之三，耕牛、农具缺一半，口粮缺三分之一以上，住房、用具也很缺乏。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克服因为奴隶“单干”造成难以解决的许多困难。第二，广大奴隶群众过去都有集体劳动的习惯，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也比较薄弱，因而比较容易接受集体形式的农业互助组织。第三，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凉山周围汉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能够推动解放了的奴隶群众要求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第四，在几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和民主改革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团组织。最后，国家又在可能条件下，给了并且还将继续给予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支援和帮助。当然，要在解放了的奴隶群众中直接办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困难是不少的。主要的是彝族群众文化很落后，缺乏生产管理和经营的经验。因此，在彝族地区办社，必须从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条件出发，一方面要根据解放后的相当部分奴隶未成家无法单干，适宜于集体生产的特点，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另一方面，应当采取简便易行的建社、办社的制度和办法。在相当时期内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宜小不宜大，社规宜简不宜繁，特别要帮助他们解决文化技术落后的困难，逐步加以改进和提高。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我们完全有条件根据彝族的社会情况和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下，使贫困落后的彝族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快赶上国内先进民族的水平。
我的发言一结束，台上台下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正要离开讲台时，周恩来同志离开主席团的坐位，健步走到我跟前，亲切地用双手握住我的手问：“你是哪个民族？”我回答是彝族。他鼓励我说：“你讲的很好，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周恩来说完又拉着我的手，走到主席台一排前，把我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与我一一握手。真使我感激万分。我深深懂得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和鼓励。
第二天，国内外记者纷纷采访我，外国代表团的一些朋友也来访问我。我印象最深的是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费恩伯等。费恩伯回国后，还在他们的党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彝族人民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时间，凉山彝族和我这个四川省唯一的彝族代表成了新闻舆论关注的对象。
“八大”会议期间，有一天王维舟派中央民委办公厅一位同志把我接到取灯胡同中央民委办公厅，与时任中央民委主任的乌兰夫等同志见面。王维舟对我讲：七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关于四川省藏、彝族地区改革和平叛问题的汇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决定成立慰问团（王维舟为团长）到四川省藏、彝族地区进行慰问。他还把准备送给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用彝、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锦旗给我看，让我鉴别彝文写的对不对。关于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56年7月，廖志高在四川省代表大会上向我们传达过。瓦扎木基（凉山州委书记处书记兼州长）、张荣（凉山州委书记处书记）、王海民（凉山州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州长）、伍文才（冕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也分别在大会凉山组和其它场合给我们讲了他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后，根据周恩来总理要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研究甘孜藏区和彝区问题的指示，从7月7日到19日，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中央统战部，用18天的时间开了18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宋任穷、廖志高等19人。7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当李维汉汇报到四川省藏、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性质时，毛主席强调说：“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平叛）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话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不够。”当李维汉汇报到干部群众要求将西昌、凉山合并时，毛主席说：“1935年长征我走那里经过，好地方，汉人干坏事，占了好地方，把你们赶到山上，我向你们（指瓦扎木基）道歉，现在还给你们。等民主改革完成后，成立个大自治州，以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西昌为中心，州政府搬到西昌，少数民族任州长，仍属四川领导，由四川来支援。”瓦扎木基、王海民、伍文才还告诉我，在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刘伯承元帅特意接见他们三人。刘帅问：“小叶丹家里有什么人？”他们回答：他有老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刘帅又问：“他有什么困难吗？”他们说：没有什么困难。刘帅再问：“小叶丹对革命有功，你们懂不懂？”他们答：懂。刘帅又说：“那时我们在冕宁再耽误两三天，敌人大部队先跑到大渡河和泸定桥，我们代价、损失好大，你们懂不懂？”“你们回去向冕宁县委说：是我说的，不要以奴隶主看待他家，有什么困难都给解决。”
“八大”会议期间，我还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特别关怀。小平同志在解放初期曾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任第一书记，调到中央后，仍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工作。大会期间，他一有时间就到西南各代表团参加讨论。一次他到四川团党章小组参加讨论会（四川省代表团分三个组，分别讨论大会的三个主要报告，我在党章报告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向小平同志介绍代表。小平同志一面听，一面翻看代表名册。当他看到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时，小平同志插话说：“给他压担子嘛，做县委书记。”他说：“县委书记这个职务很重要。军队是团一级，地方是县一级，很能锻炼人。县委既是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一个县工农兵学商什么都有。要培养人就放在这个岗位上，让他锻炼锻炼嘛！”小平同志看到代表名册上我的籍贯是冕宁县时，又说：“长征时我们走过那里，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结盟的地方。”他问李井泉冕宁县属凉山州还是西昌地区？李井泉回答：是西昌地区。小平同志说：“合了算了。”李井泉回答说：毛主席指示，民主改革完成以后就合。
“八大”一次会议闭幕后返回四川的前一天，李井泉把我叫到他住房的客厅，和其他出席会议的省委领导同志一起和我谈话。他除谈了会议精神如何传达贯彻以外，还谈了小平同志对我的关怀。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八大”召开的第二年，党组织把我从普格县调到昭觉县当县委第一书记。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挑起了领导一个县工作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