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土龙山反日大暴动与抗联第八军
作者：郭化光 刘贵田
日本计划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依兰为首批移民定居点
1931年底，东北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线被日军占领。为消化其侵略成果，建立和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减轻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日本关东军首脑机构于1932年1月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加藤完治为代表的政客、学者系统地提出了向东北移民的主张：日本向满洲移民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其中心是必须实行农业移民，这是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东洋强国的关键；日本农业移民必须采取自耕农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量日本人迁往满洲定居；农业移民的重点应安置处于“土地饥饿”状态下的农民的次子、三子，特别应从满洲驻军的退伍兵中优先选拔；对移民要事先进行培训，使他们具有“忠君爱国”精神；设立移民机构，日本政府对该机构给予资金支持。他们的主张基本上为关东军所采用。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制定出《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文件。
为了使移民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加藤等人向日本政府主管移民的机构拓务省提交了“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计划书”的开头写道：“现在是满蒙殖民千载难遇的绝好机会，我们确信无论如何要尽快地，而且尽可能多地向那里移民，这对我国现状而言，乃是最重要的事项之一。”“50年后，在满蒙居住的日本人最低限度要达到500万人，要以此为目标。”
1932年3月和6月，日本拓务省两次向内阁临时会议提出“移民案”，均因有人反对而未获通过。经过加藤等人的广泛游说之后，《一千户移民案》终于在1932年8月召开的内阁临时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案提出，1932 年秋向吉林省依兰地区输送500户，1933年春输送500户，移民从退伍军人中选定。
1932年9月1日，日本在国内发出招募农业移民通知。经过选拔和短暂培训，423名移民于10月3日从东京出发，途经大连，15日到达佳木斯。此为“第一次试验移民”。1933年春，“第二次试验移民”也到达这里。与此同时，拓务省提出了15年内向满洲移民11万户的“长期计划”。
面对日本的移民侵略，土龙山农民誓死保卫家园
依兰县地处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水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东北著名的产粮地，属吉林省管辖。九一八之前由东北军将领李杜担任镇守使。土龙山是依兰县所辖的行政区，区中心为太平镇，因一座突隆而起的山头而得名。九一八以后，李杜组织起吉林自卫军奋起抗日。不久，自卫军失败解散，但依兰人民抗日的决心并没有动摇，零星的抗日活动持续不断。
正是由于依兰县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军事价值，日本移民当局便将首批移民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第一批移民被安置在依兰县东北的孟家岗，第二批移民被安置在依兰县东面的土龙山湖南营。
按照日本人的计划，要解决移民的生计问题，首先必须使他们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为此，当地日军要求伪依兰县公署以每亩地1到2日元的极低价格“收买民地”，并强行收缴了孟家岗和湖南营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地契。在此之前，日伪当局开始实行枪支登记，准备收缴民间枪支，以保证日本移民的“安全”。
日伪当局的所做所为在当地农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没有土地，只能饿死；没有枪支，只能坐以待毙。一时间群情激奋：没有活路了！跟日本鬼子拼了吧。经过抗日积极分子的鼓动和联络，土龙山地区的两千多农民在各自保长、甲长的带领下聚集起来，大家推举曾经担任过吉林自卫军团长的第五保保董谢文东和甲长景振卿为首领，准备发动武装暴动。
土龙山农民的举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警觉。1934年3月8日，一名伪军营长率一连骑兵来到土龙山向农民示威，宣称，伪依兰县县长将于明天来此召集各保保董会议，要求乡民配合当局，交出地契和枪支。
事不宜迟，暴动农民决定：先下手为强。
饭冢大佐阵前丧命，日军血洗土龙山
3月9日下午，暴动农民分头来到太平镇，一支队伍首先由南门冲进街里，将镇警察署团团包围。二十余名警察被缴械，十余名试图反抗的警察被当场击毙。另一支队伍在东门，遇到一辆日军的汽车，他们试图将车截获，未成。接着，暴动农民在土龙山周围通往依兰和佳木斯的路口上设置路障，部署兵力。
在依兰负责移民的日本关东军63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得知土龙山农民暴动消息后，立即召开有伪军警头目参加的会议，商讨对策。饭冢一贯狂妄骄横，在战场上从来看不起中国军队，更不用说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了。他不听劝阻，决定亲自带兵“讨伐”。
10日晨，饭冢率日伪军和警察乘汽车向土龙山进发。当行至土龙山街西时，遇到路障阻挡，队伍停止前进。埋伏在路边的起义农民猛烈开火，他们凭借打猎时练就的精准枪法，只用十几分钟就轻而易举地将敌人全部歼灭。等到其他起义军队伍赶来增援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农民军首战告捷。此战共击毙日伪军17人，俘虏伪军26人。日军长官饭冢朝吾大佐、铃木少尉和伪依兰县警察大队大队长盖文义被当场击毙；缴获机关枪5挺、步枪十余支、子弹数千发。
11日，日军从依兰和佳木斯派出两支队伍，由东面和北面向土龙山前进。他们用山炮将沿途的民房全部摧毁，然后进村屠杀村民。北半截河子村总共只有七八户居民，全村男女老少在甲长韩文广的带领下，以木棒、斧头、菜刀等做武器，以废墟、地窖为掩体，同敌人拼杀了两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28人。最后，日军用密集炮火向村庄射击，把小小的村庄炸成了一片焦土。由依兰出发的日军将饭冢等日军尸体运了回去。
自3月9日打响武装暴动第一枪后，土龙山农民已无退路。几个头领商议决定成立“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任总司令，景振卿为前敌总指挥。全军以“保”为单位编成六个大队，附近其他抗日武装也加入其中。
3月19日，日军大队人马再次向土龙山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民众救国军”。以景龙潭为中队长的民众救国军五大队二中队约100人在敌军经过的九里六村同村民共同担任阻击任务。
日军占领两处高地作为炮兵阵地，用炮火向村中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冲锋。二中队队员和村里的自卫队员各个都是神枪手，他们选好位置，沉着应战。指挥者一声令下，排枪齐发，前面的日军成排倒下。紧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倒在阵前。日军受挫，只好停止进攻。见敌人退去，一些救国军队员跑出掩体去收缴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子弹已经快用尽了。突然一排炮弹落下，救国军队员被掀到空中，又重重的落下，血肉模糊，肢体分离，为保卫家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冲锋，救国军继续以排枪阻击。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天黑，救国军弹药已尽，不得不撤退转移。日军进到村里，将来不及转移的六百多村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全部杀害，烧毁房屋七百余间、粮食二十多万斤。
在九里六村战斗中，东北民众救国军及村民共击毙日军北川大尉以下74人，击伤日军北条大尉、小泉大尉、吉田中尉以下二十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7辆。救国军方面伤亡五十余人，其中中队长景龙潭负伤。
救国军袭击日本移民营，景振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日军的暴行激起救国军将士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攻打日本移民营，向敌人讨还血债。4月初，救国军两个大队发起对孟家岗日本武装移民的进攻。孟家岗是第一期日本移民定居点，共有移民400人左右，他们拥有枪支，并修建了简单的防御工事，为保证安全，日本军队还派出几十名士兵驻在其中。救国军刚刚接近移民点，就被日军哨兵发现，一部分日军和移民迅速进入工事实行正面抵抗，同时派出两支分队从侧面包围救国军。救国军陷于被动，有三四十名队员牺牲，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5月1日，救国军在前敌总指挥景振卿率领下向另一个日本移民点湖南营发起进攻。湖南营是第二期日本移民定居点，日本人称其为千振屯垦团。为了防止受到抗日武装的攻击，日本移民都集中起来在中心街区居住，并在四周筑起碉堡。救国军与湖南营内的自卫团（伪满当局控制的民间武装团体）达成谅解，请他们做为内应。救国军一部在自卫团的协助下从西门冲进街里，但很快又被击退；景振卿率另一部分队员攻打南门，也被强大的火力压制在土城墙外，他们连续发起两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在第二次冲锋中，景振卿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临终前仍高呼口号，激励部下。一些队员奋勇冲进城内，但都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射中而牺牲。两次作战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打攻坚仗的经验和对敌情的不了解。
景振卿是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创立者之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有着良好的关系，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他的牺牲，对民众救国军的未来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救国军的重大损失。
敌人剿抚并用瓦解救国军，谢文东率部打游击
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的消息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关内各报刊和巴黎《救国时报》都给予了大量报导，向全世界各国揭露了日本强占中国土地的暴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移民政策。为了减轻舆论压力，日本当局在坚持实行移民的前提下，不得不对移民政策加以修改。1934年8月和11月，日本关东军先后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新的《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同以前的方案比，该方案的最大变化就是由过去的日本关东军直接安排移民改为由伪“满洲国”政府在关东军的指导下安排移民，即将伪“满洲国”政府推上前台面对农民，以达到缓和民族矛盾的目的。此外，该方案提出了日本政府应加大对“移民事业”投入的建议。
1934年5月，伪满政府派出大批伪军来到土龙山各村，这次他们的任务不是“讨伐”而是“宣抚”。他们向村民宣称，只要交出武器就可以既往不咎。伪军还通过各种关系，向谢文东等救国军首领发出招降信息。在敌人的利诱面前，一部分救国军领导人动摇了，二大队一部在王富带领下首先放下武器；不久，一、三、四大队也表示愿意“归顺”。对于不想投降的谢文东等，伪军则采取驱逐的办法，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不离开土龙山，老百姓还会遭殃。谢文东只好带领五、六两个大队千余人离开，在附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离开了土龙山，离开了农民群众，救国军陷入了无根据地、无后方支援的困境。面对日伪军的“讨伐”，他们整日东躲西藏，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开小差逃跑的人也多了起来。整个夏秋两季，救国军并没有什么战绩。10月中旬，救国军在桦木岗附近遭到日军的包围，他们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随后，又遭日军追击，队伍溃散。谢文东与几十名队员逃进了依兰县吉兴河一带的密林之中。
共产党军队与民众救国军联合抗日，《八一宣言》高度评价东北抗日战争
在土龙山周围地区一直活跃着十余支抗日武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有原东北军残部组成的各路义勇军，还有由民众自发成立的打着各种旗号的山林队等。但是这些抗日武装基本上处于“井水不犯河水”、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受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东北地区党组织在九一八之后的两三年时间内，在领导游击队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仍然在其控制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没有能够有效地组织起以抗日为中心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种状况到1934年10月，也就是恰逢救国军被打散的时候才有了根本转变。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其成员杨松（化名吴平），由苏联远东边境进入东北。杨松此行的任务就是推动东北党组织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共产国际巡视员的名义考察了密山、穆棱、勃利、安宁等县党的工作，并筹建了吉东特委。10月10日，杨松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共吉东局的名义发出指示信，明确指出：目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就是动员党和群众组织的一切力量，联合一切反日队伍，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以击溃日伪军的“讨伐”。信中批评了不会和不愿同一切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错误。
1935年3月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在方正县境内某处与处于困境中的谢文东进行了会晤，并同时会晤了另一支抗日武装领导人李华堂。三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没收敌伪财产充当抗日经费；保护群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允许群众自由”三个条件下，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