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我看盛世才
作者：蔡锦松
麦斯武德在南京期间，与另一名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沙相勾结，进行分裂活动。有一篇评论谈到麦斯武德和艾沙的关系说：“他（麦）的地位始终高出艾沙，而实际上艾沙是他的灵魂。”
艾沙，维吾尔族，别号泽之，新疆英吉沙县人，1911年生，父亲是县衙门的维汉语翻译，有些田产。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从小在汉语学校读过书，所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以后，艾沙子承父业，也在县府当了翻译，后来又利用关系，到新疆驻塔什干领事馆工作。在此，艾沙接触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泛伊斯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深受他们的影响。艾沙在领事馆靠投机倒把和私卖国籍许可证发了大财，事发后，逃到南京。
1931年，艾沙到南京后，先肄业于中央大学，后入参谋本部边务组任参议，又任边务研究所维文教官，在此与麦斯武德共事。他仿效国外泛突厥分子的伎俩，插手新疆同胞旅京同乡会，把它作为搞分裂的基本组织，又创办《边铎》杂志（后改名《天山》），在依靠中央的幌子下，猛烈抨击新疆地方实力派，反苏、反共，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强自治。
1933年金树仁下台后，逃到南京。艾沙借控告金树仁之机，逐步登上政治舞台。1934年2月，艾沙作为“熟悉新疆情形的人”进入行政院的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7年，新疆发生麻木提叛乱。事先，麻木提派人去南京通过麦斯武德、艾沙等人寻求国民政府对他反对盛世才行动的支持，艾沙一口应允，并以个人人格向国民政府担保麻木提的一切行动，结果，麻木提叛乱失败，跑到日本东京。1937年11月，盛世才向国民政府揭露艾沙与麻木提勾结，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在中国西北组织大回教国”，要求政府予以逮捕，依法惩办，以除隐患。
1938年抗战之际，艾沙奉中国国联同志会之命，筹组“近东访问团”，出访印度、埃及、阿拉伯等10国，历时21个月。1939年12月，他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见到伊敏，劝伊敏即刻回国共同合作。伊敏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以后再说。艾沙回国后，写了一份《近东多国访问记》呈蒋介石，蒋看后指示下属称：“艾沙思想不正，以后不得再派其赴国外做任何工作，而且新疆同乡会凡与艾沙、麦斯武德有关的经费，应设法停止，由党部直接接济新疆青年学生为宜。”应该说，蒋介石对艾沙、麦斯武德等人依靠中央，先合作，后高度自治的政治意图还是有所警惕的，但另一方面则想利用他们对付新疆地方实力派即盛世才。
1942年，麦斯武德和艾沙以新疆人民代表自居，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所谓“治新方案”，要求：1.不向新疆移民；2.不派军队入新；3.以新疆人治新疆人；4.改新疆省为东突厥斯坦。这个分裂的治新方案理所当然地不被接受。
1944年9月，盛世才下台离新，但这并非是如陆文所说的“蒋介石拉拢麦斯武德、艾沙等人之后，突然调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长”，而是盛世才先是与苏联和中共闹翻，驱逐苏联势力和红八团，关押中共党员，把国民党势力引进新疆，后来又搞了一次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国民党入新政要楚如今、林继庸等人投入监狱，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斯大林又通过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介石传递信息：盛世才必须下台，新疆才有安宁，这才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吴忠信取代盛世才。
麦斯武德在盛世才下台后，以国府委员、监察委员、新疆监察使身份，多次弹劾盛世才，但蒋介石认为盛世才能把新疆保存下来，未使之“赤化”，是功在党国，始终保护盛世才过关。
盛世才虽然失去实权，但始终未被削职为民，在辞去农林部长后，又先后任陕西省政府顾问、军委会武汉行辕上将参议、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死后入殓时，还盖上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与所谓新疆“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上台后，冤案不断，抓杀一批又一批无辜者。计其大者有：1933年6月的所谓“诱乱信件案”，枪杀了新疆四一二政变发起者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同年底，借口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视察新疆时结成反盛三角同盟，将归在军指挥巴平古特、东北抗日义勇军师、旅、团一批军人抓捕入狱，后又将其杀害；省主席刘文龙被软禁十余年。
1937至1938年，盛世才炮制第一次阴谋暴动案，将其同学、同乡、所谓“十大博士”，以及左倾人士投入监狱，大多是厅局级人士和行政区首脑、宗教上层人物、巨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被安上了“托匪”罪名送回苏联。
1940年，盛世才又炮制了新的“阴谋暴动案”，即所谓“以杜重远为首的、受奸党及汉奸所策动与组织的、带国际性的九一八阴谋暴动案”。“这个阴谋组织，预备在省城九一八民众纪念大会上发起暴动”，与此同时，在南北疆同时发动。“其组织之严格与庞大，手段之毒辣，收买刺客之多，实令人为之惊心动魄”。于是又一大批军政重要人物被捕被杀。
1942年3月，盛之四弟盛世骐死于枪杀，盛世才认定这是苏联和中共搞的“国际大阴谋”，于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边防督办公署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拉托夫、财政厅长、教育厅长、民政厅长、喀什、塔城、哈密等区行政长、《新疆日报》社社长、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财政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土产公司总经理、副经理、机械化旅参谋长、团长等都被认作主要分子，抓了656人，杀了88人。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等人被害于狱中。这就是陆文中所说的“阴谋暴动案”、“反革命暴动案”、“帝国主义、托匪间谍案”、“国际性桃色政治事件”等等，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名称，其实仍可一言以蔽之，即1942年阴谋暴动案，不过在这个大案中，套了许多小案。
自这次阴谋暴动案后，盛世才政治转向，从亲苏联共转到反苏反共，投向重庆蒋介石。
总之，盛世才是以阴谋手段维系统治，把政敌以所谓搞阴谋暴动的罪名一批批打下去，搞的都是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并没有如陆文所说的什么“以前多次案件是红色风暴，这一次（指1942年那一次）是白色恐怖”。“红”“白”之分，从何说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