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整顿和改革
作者：贺耀敏
记者：宝华同志，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您在小平同志领导下长期工作在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每当回忆起小平同志，感触一定会很深吧。
袁宝华（以下简称袁）：是的，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早在青年时代，邓小平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就是我党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年纪很小就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在上海白区做地下工作，在苏区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他是一二九师领导人，太行根据地的创建人，是我党我军敌后战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先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后有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云贵高原解放大西南的重要指挥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经济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小平同志的教诲。特别是1975年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与小平同志接触更多一些。他关于企业改革的许多思想与理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在企业整顿、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企业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述，到现在仍十分重要。每每想起，心情难以平静。
邓小平与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多的与小平同志接触的？
袁：是在“大跃进”和之后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从那时起，我和小平同志接触比较多了。
记者：我们就从1958年大跃进谈起。当年全国范围大炼钢铁的热潮，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袁：1958年“大跃进”时期，钢铁工业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但是由于它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当时的情况，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首先冷静下来，率先提出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11月，他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批评陈伯达提出的“按人口比例，我们必须生产四亿吨钢”的论调，要求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个清醒的头脑。紧接着又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当时我在这次会议上为钢铁计划指标算帐，有幸听到毛主席讲话。毛主席提出要冷热结合、压缩空气。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头脑要又冷又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遗憾的是，当时中央虽然在“压缩空气”，但实际上人们仍然没有摆脱对高指标的迷恋。
记者：在那个时期小平同志是怎样做的？
袁：小平同志一开始也是赞同“大跃进”的，但是看到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的头脑也最早开始冷静下来。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8年10月在昆明视察时，他就针对当时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存在的问题，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地区应多搞“小洋群”。1959年1月，他在贵州又提出“小土群”应该提高为“小洋群”，也要搞“中洋群”。“小土群”就是强调有条件没有条件都要上，采取各种土办法大炼钢铁。提出“小洋群”、“中洋群”，从根本上就是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尊重科学。1959年1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提出对钢铁“小土群”进行定点、定型、定组、定员、定领导的“五定”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同年5月，冶金部党组提出组织全国冶金设计力量对“小洋群”的资源、厂址、交通、动力、设备、生产、建设、成本、劳动力等进行全面了解，从经济上的合理性考虑各小型钢铁厂的发展前途，有区别地解决它们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规划布点中，有些没有生产条件的钢铁厂下马了，1958年大办钢铁时搞的小土炉子基本上停止生产了。经过整顿和以后的技术改造，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小钢铁厂现在大多数成为钢铁骨干企业，如邯郸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都是年产钢百万吨以上的钢厂了。
记者：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小平同志是中央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协助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请您谈谈对这一时期小平同志的印象。
袁：1960年初国民经济调整和三线建设时期，小平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讲几件具体事情：
第一件事是1963年国家经委研究决定要召开三个会议，即政治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和技术工作会议。技术工作会议由我主持召开，这个会议争论不大，因为大家都感到经过“大跃进”之后，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薄一波同志到会讲了话，各省、市主管技术的经委副主任都参加了。政治工作会议的争论就比较大了，国家经委召开这个会议本来是想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但是当时林彪提出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落实到哪儿？会上大家意见不一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时《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一论、再论、三论，一直到许多论的社论，讲突出政治落实到哪里？《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老实说，这对工交方面压力相当大。突出政治，总不能空对空，虚对虚，总要落实到实际工作上，这是大家一致的认识。《解放军报》社论把大家思想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社论核心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思想革命化。这时我们已感到了火药味，虽然不是很敏感，总是感觉到《解放军报》咄咄逼人，上纲上得很高。所以，那时读《解放军报》要兢兢业业呐。在这种情况下，一波同志没有办法了，把小平同志请到会上来讲话。小平同志领导艺术很高明，他讲：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三大革命运动上。三大革命运动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才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深刻，你说我没有讲阶级斗争，我也讲了，三大革命运动就包括阶级斗争。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小平同志的讲法，大家感觉到小平同志高明。后来批判小平同志，这也算是一条。所以这个时候就越感觉到工交会议、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气氛不同了，明显地看出来有斗争了，也可以看出来林彪这些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必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来从1965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很快受到干扰、破坏而大幅度下降，最后到了“文革”时期竟到了崩溃的边缘。小平同志在1985年9月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记者：到了“文革”时期，鼓吹空头政治的歪风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袁：的确如此。“文革”期间，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次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说：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总理明明讲了这个话，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敢传达。李先念同志就让他的秘书把总理这个讲话，专门给我看了，我看了以后回来就给段云同志说了。段云同志就跑到当时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财贸会议上去讲了，结果“四人帮”为此还来追查了一通。
记者：我们接着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小平同志所发挥的作用，您讲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呢？
袁：第二件事是小平同志主持讨论通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是在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在薄一波同志亲自领导下，由饶斌、赵荫华、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等同志参加起草的。《工业七十条》是调查研究、反复讨论的产物，一波同志于1961年6月带领起草班子到沈阳，边调查、边讨论、边起草。我当时正在沈阳调查，也参加了这次讨论。8月，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四天会议，逐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将文件定为70条，后来又经过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9月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将《条例》题目中“管理”二字删掉，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章程，成为整个调整时期整顿工业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如果按《工业七十条》的路子走下去，工业企业管理肯定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在“文革”中，它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断了这个良好开端与发展势头。小平同志还是试办托拉斯，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热心人。他十分关心我国物资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他和少奇、周总理、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物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多次与少奇同志、周总理一起听取我的汇报。
第三件事是重视三线建设。1965年12月初，小平同志在昆明主持召开西南三线建议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进行检查和进一步部署，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12月7日，会议召开，讨论西南三线建设的方案，余秋里同志讲话，小平同志插了话。秋里同志在会上传达“三五”计划的安排，并阐述了攀枝花矿山和钢厂建成后对保证全国钢生产能力增长的重要意义。他讲攀枝花矿山20年内可以达到13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一旦有事，全国就可生产2000万吨钢，提出要下决心把贵昆、成昆两条铁路搞起来，让西南交通四通八达，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谷牧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矿山、冶炼、机械设备的制造和供应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虽说没有长篇讲话，但是他讲得具体、明确、扼要，主要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一些在三线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小平同志讲：主席提出“三五”计划产钢1600到1800万吨，始终挂念着两条路，一是修贵昆铁路，一是修成昆铁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准备打呀！他提出建设攀枝花首先是开矿，开发攀枝花的矿山，开矿山要集中力量，要落实开采设备，开矿山还要挖洞，挖洞就要靠铁道兵。必须集中力量依靠铁道兵，抓紧落实开采设备的生产和使用。他指出，1970年西南、西北要形成5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加上地处二线的武钢等生产的500万吨，二、三线共为1000万吨，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应付战争爆发的需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要增加200万吨生产能力，这就要钢、煤、铁路、设备制造等部门很好地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三线的交通总要四通八达，西北投资再增加2、3亿元，湖北的当阳铁矿要抓紧建设，云贵高原要抓锡矿建设。这是一个大方针问题，其它各省搞粮食。
小平同志那时腿不太好，走路要拄着手杖。这次他到西南开会，首先经成都、西昌，到攀枝花考察，后来又到了昆明。不巧的是，正要开会的这一天，毛主席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因此，12月7日上午开会，小平同志参加了半天会，讲了话，上午的会开完后，他就和富春同志坐飞机到上海去了。这次西南三线会议召开以后，三线建设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1975年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
记者：“文革”十年动乱，我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社会秩序混乱，形势十分严峻。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立即以非凡的胆略提出整顿企业、整顿经济，并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进而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您直接参与了整顿工作，小平同志当时是怎么开始整顿工作的？
袁：是啊，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近30年前的事情了。1974年底，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同时提出仍然由周总理组阁，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小平同志能够出来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整个国家的形势需要他出来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周总理病了，管理国家事务需要小平同志的才能和智慧。总理身患重病，当时我们都知道，心里十分着急。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小平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我们大家兴高采烈，感到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有希望了。紧接着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重申要在20世纪内，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等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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