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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长沙之行
作者：何梓林
1964年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会议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原先商量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70寿辰发贺电。
1964年4月，邓小平、彭真与吴冷西等到山西、内蒙、宁夏参观，在兰州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邓小平带几个人马上从兰州飞长沙，说毛泽东要在那里开会。根据毛泽东的点名，4月12日，邓小平带着康生、吴冷西，三个人一起从兰州到长沙。其他同志，由彭真率领从兰州到西安参观。当天中午，邓小平飞抵长沙。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通知开会。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到达毛泽东的住处，见到参加会议的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见到邓小平等后即说明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要修改。这个贺电稿子是邓小平在北京时准备好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写得比较长，其中谈到了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刘少奇修改后送毛泽东审核。
毛泽东对邓小平等说，他不赞成这样写法。他说：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们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的问题，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泽东说，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毛泽东说，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毛泽东说，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毛泽东说，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我们现在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这是毛泽东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二十二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动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毛泽东说，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第三点意见，毛泽东说，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11月29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第四点意见，毛泽东说，《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此外，毛泽东还谈了一些事情，要邓小平告诉周恩来。毛泽东说，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帐。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帐。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晚上，邓小平打电话把毛泽东说的意见告诉周恩来。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主持改写给赫鲁晓夫的贺电，由吴冷西先改写，然后，邓小平、王任重、张平化和康生一起议论修改。在议论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稍微详细一点好，一是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邓小平要吴冷西把意见集中一下，根据大家意见起草两个不同的稿子，一长一短。下午再讨论，讨论完毕再送毛泽东。
毛泽东下午收到两个稿子后马上开会。毛泽东说，原来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长，不行，但现在搞得太短也不好，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毛泽东基本上同意第一个稿子，就是稍为详细一点的那个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开头的地方加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原来稿子的开头只是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第一段就是“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毛泽东在“在你70寿辰的时候”之前加了“亲爱的同志”。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示这个电报是一个和解的电报，而且使它能够发表。同时，毛泽东在最后的地方又加了“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这么一句。
修改以后，毛泽东要邓小平等马上发到北京，请刘少奇、周恩来再过目，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的70寿辰是4月16日，在长沙定稿的时候已经是4月14日。这个贺电必须在4月16日前发出去。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周恩来，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
毛泽东说，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议论完了以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晚饭。邓小平在晚饭前指示立即把贺电稿发给北京。后来，周恩来来电话，说刘少奇和他都同意毛泽东在长沙修改过的稿子。这样，贺电16日凌晨用明码发到莫斯科（当地时间正是15日夜），16日晚上新华社广播，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的全文。贺电的最后一段是“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贺电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当时反应很强烈，人们推测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
但是，“四人帮”很快就向邓小平发难了。
1974年3月，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闹，反对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毛泽东得知后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
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条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借题发挥，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串通一气，企图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辞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止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告状”信。信的最后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王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风险来的”。王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毛泽东听王洪文讲完，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还说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10月20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养病。这期间，邓小平四次陪同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即：1974年10月20日，陪同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11月12日，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率领的代表团；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和夫人；1975年1月16日，陪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毛泽东每次会见外宾之后都要留下邓小平谈谈情况，交换意见，特别是两次谈话更具有重大意义。
11月12日，毛泽东问起10月17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有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将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希望报告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
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12月17日，毛泽东又同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汇报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有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分别乘飞机到达长沙。第二天，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这天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恩来：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交，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此文系作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