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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三峡工程
作者：荣 刚
三峡工程的提出与实战准备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1954年11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进行规划设计工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拍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三峡工程。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向有关专家了解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畅游长江，并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蓝图诞生了。
但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国内意见并不一致。1956年，促进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在报刊上公开论争。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实地勘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于3月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1958年3月29日，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坐“江峡”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他在驾驶室观察地形和河势，并对身旁的船员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要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至7年，连筑成就要15至20年”。“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水坝。”
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提出“为1961年开工做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以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
由于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1960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决定缓建三峡工程。后来，又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淤积，同时又提出大水库的防空问题，使三峡工程的建设长期不能决定。
1966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林一山的报告，作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的批示。显然，此时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决策是极为慎重的。
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泼了“冷水”，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事后，张体学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的建议。但按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应在三峡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建成。
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汇报。周恩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24日，周恩来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在写给毛泽东的信及报送的《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中，说明了葛洲坝工程酝酿、论证情况，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可行的；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12月26日，毛泽东在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在当时“左”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
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责成林一山等九位同志，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周恩来同意了这个意见。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
邓小平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程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1979年12月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利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由于当时正处国民经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建设不可能提上日程。
据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的魏廷琤回忆：1980年3月，他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他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他，他向李永长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李永长据此写了一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材料。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魏廷琤，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琤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魏廷琤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二分之一，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魏廷琤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魏廷琤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魏廷琤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于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邓小平又将魏廷琤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魏廷琤把他所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魏廷琤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当时所采取的防洪除涝措施做了详细了解。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十分注意，对于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也十分关注。他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会上，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三峡工程的论证、上马
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科委、建委随即组织筹备召开论证会，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一套论证资料。1981年1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了三峡分期开发、初期蓄水位128米、坝顶高度145米的方案。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后因故论证会没有召开。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为150米。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汇报，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2年12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按照水电部的要求，开始研究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并于1983年3月提出《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5月，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组织三百五十多名专家对150米方案进行审查，尽管当时有一些人对这个方案有意见，说蓄水位太低，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但审查论证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同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询问了有关三峡建设问题，指出：发展国民经济要有后劲，需要建设三峡工程。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建设三峡工程问题。会议讨论了水电部提出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度175米的方案，并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特别行政特区”（后改为“三峡省”——作者注）和“三峡开发公司”。对于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据说当时有几位副总理不太赞成，但口头上反对得也不是很厉害。这时，赵紫阳说了一段话，说有军队的同志向他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从军事角度考虑，三峡工程不能上。他对军队的这位同志说，三峡工程是邓小平赞成搞的，你把反对意见向他反映。结果，这位同志真的给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认为三峡工程还是要上。赵这么一说，大家就鸦雀无声了。4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并批复：“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度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随后，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以陈赓仪为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以李伯宁为组长的三峡省筹备组相继成立，并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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