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作者：李文辉
一
共青团九大召开不久，我离开团省委去了武威，一去10年。随后，我被甘肃省革委会调到靖远煤矿指挥部工作，当时靖远铁路正是紧张的建设施工阶段。1976年春夏之交，铁路修建工程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甘肃省省委书记宋平指示我到北京向煤炭部领导汇报。北京当时“文革”运动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我见到一些久别的老战友、老同志，十年动乱，大家都憋着满腔的心事，但却不能一吐为快。我去看望牺盟会老战友梁哲波(时任空军司令部后勤部处长)，他的女儿因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被抓，一家人正急得心焦如焚。
在北京听到了耀邦同志的消息，知道他被邓小平点名派去中国科学院工作。
一天午后，我找到耀邦同志的家——富强胡同5号，这是一套极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前院耀邦同志住，后院好像是胡克实住。敲门之后，是耀邦的大孩子来开的门。耀邦同志穿着随便的灰色布裤和白圆领汗衫很快迎了出来。他还是那样热情爽朗，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他注视着我说，你也有了白头发，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了。是啊，从我第一次做团的工作和耀邦相识，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能不老呢？
落座之后，耀邦同志问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问在甘肃工作的其他同志，问甘肃的生产形势。那时候当然问题很多，我简要地向他谈了谈。耀邦同志凝神倾听，很少插话，然后，像是针对我谈的情况，也许是另有所指，他略带沉思地缓缓说：“一个党的干部，要在看到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更要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之后，我们又谈了些其它的话题。但当时北京城沸沸扬扬的话题，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主席身后问题以及耀邦在科学院的风风雨雨都没有涉及到。耀邦没有怨言，没有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他的这种态度不是掩饰，不是做作，而是落落大方，自自然然。耀邦的这种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国家形势大变。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思；“四人帮”被粉碎，普天同庆。在这新旧交替之时，耀邦同志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这一时期的耀邦同志我仅见过一次。那次我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同志的申诉材料。耀邦仍住在富强胡同，他比以前要忙多了，他的书案上堆放着许多信函，他在下班后还要看相当数量的人民来信，他的客厅里坐满了人，大多是找他反映情况的。耀邦同志吩咐秘书登记收下我转交的材料，看到他那样忙，交谈几句我便告辞了。
二
1981年夏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将要结束，周末的一天，我托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给耀邦同志带去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与其他几位当年在各省团委任过书记的同志都在党校学习，大家很想见到他，但想到他工作太忙，就不去打扰了，就此问好告别。李昭当时也在党校学习，耀邦刚在6月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工作很忙，我们是不便去打搅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早，耀邦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找我，要我们几人不要出门，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
我感到又惊又喜，本来是向耀邦同志告别的一封短信，想不到耀邦这样快就做出了接见我们的安排。我们几人穿戴整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那一天是1981年7月26日，天气很热，汽车很快到了新华门，绕过凉风习习的南海堤岸驶向耀邦同志的办公地点，中央办公厅负责接待的同志早已候在门口，把我们安排在会议室等候。刚刚落座，耀邦同志就推门进来了，他使劲地和我们握手，亲切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他几句话就消除了我们见到“领导人”的拘谨心情，让我们感到又回到了当年共青团的氛围之中。
服务员端上茶水，打开电扇，轻轻地带上门出去了。耀邦同志指着在湖南工作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上扭转不够，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的吧’。我去年去了一次，说，那你把人家也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停顿一下，耀邦同志继续说：“上一周集中解决河北问题，召集了两百多名局以上的干部，我去讲了话，搞了一个民意测验……投票决定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这也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不准串连，不准搞小圈子，这样走群众路线大体是可靠的，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缺陷，但总可以看出一点问题。”
耀邦同志谈到当时河北的一个领导干部：“错误有一点，一个人总会犯一些错误，才可以在正反两个方面受到教育，如果犯了错误，从此萎靡不振，那就可怕了。去年去过江西的南昌、赣州，南昌市委书记是个年轻人、劳动模范、十一届的中央委员，下次我们还想保他，工作方法简单，改一改就好了，江西潜力很大。”
我们问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那一天耀邦同志的兴致很高，他着重谈了全国生产形势：今年农业不会错，工业不理想，增加3％吃力，宁夏今年生产不好，比去年减产20％，基础不好，工业也不行，争取明年去那里。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书记亲自动手写三千字的报告，说明明年计划如何安排。耀邦同志继续说，现在主要是把今年的生产能不能抓好一些。已到8月，只剩下四个月了。一位同志插话说还有五个月。耀邦同志说：“12月不算，准备过年了，明年的春节很近，明年的生产可早着手抓，有人主张明年要增长4％，还没有开会分析，怎么知道?努力能办到的不办还行?”．
接着，耀邦同志掰着手指算每个省市的升降幅度。我的笔记本上至今还留下这一连串的数字：浙江第一，增长13％，广东第二，增10.9％，新疆第三，增5.6％，湖北增4％，江苏、山东3％，……黑龙江、上海下降0.8％……他说得极快，如数家珍。最后他总结道：“一到四月一股风刮来，是基本建设下呀！刮了一阵妖风，我们前年、今年两次教训，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
停顿一下，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作人家的历史决议，现在是自己作自己的决议，不能叫人家作……”我们知道耀邦同志说的就是一个月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继续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同志还说了全国产值比例及六大行业的协调问题，狠抓领导班子涣散软弱的问题，最后，他着重地谈到了农业土地承包的问题，他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听到这里，我问耀邦同志：“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同志汇报这个意见?”耀邦同志肯定地说：“可以!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快12点了，耀邦同志说，一早上就把你们接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一间很简陋的小餐厅，耀邦同志在一位同志递上的单子上划了一下，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托盘，内有四碟菜，一盆汤。耀邦同志笑着拿起筷子邀请：“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菜有红烧肉，芹菜炒瘦肉，虾米炒萝卜，素炒油菜，西红柿鸡蛋汤。菜比较烂，可能是大锅炒的，味道比普通食堂要好得多，做得也精致一些。五个人吃四盘菜，吃得干干净净。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个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同志付。我们心里都暗暗惊叹中央最高机关内务管理的严格与简洁。
饭后，耀邦同志说，你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可以四处走走看看。
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省工作的人来说，能在中南海里随便走一走，转一转，真是大遂心愿的事情。耀邦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的西侧，我们沿着古树参天的道路漫步走去。西边明柏清槐的浓荫枝桠间透露出玄瓦红墙的皇家建筑，其间也有格局不俗的新式建筑，但大多都不高，以两三层为限，这是中央的办公机构，里面进出着一些工作人员。这样走着就到了毛泽东的旧居“丰泽园”，这是一组典型的清代建筑，富丽堂皇，气势非凡，但门窗檐柱已油漆剥落，略显陈旧了，院中铺路的方砖也磨损得凹凸不平，毛主席在世时一直不准大事修缮，只准做一些小的修补。前院颐年堂是“文革”前毛主席会见客人和召集会议的地方，后院菊香书屋是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里面高大凉爽，家俱陈设明快简朴，不事奢华铺张，能亲临这里一看，心中颇多敬佩，也颇多感慨。
下午时分，我们去向耀邦同志告别。耀邦同志正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与我们道别，他对我说：“我还是西征时去的甘肃，以后一定再去！”
回到兰州，我向宋平同志作了汇报，宋平非常重视，又专门安排一个上午的时间，让我到他家对耀邦同志的谈话做详尽的了解。当时甘肃省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确存在很大阻力，宋平正在花大力气解决着这一难题。耀邦同志对甘肃的这一指示大大加快了甘肃落实中央政策的步伐，经过省委的努力，甘肃的这一工作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耀邦同志以后几次来甘肃视察指导工作，他轻车简从去了许多贫困山村，在田间地头、农舍泥屋中与农民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他还满怀豪情地去了长征时走过的陇东、陇中等地。
三
1988年秋天，我去北京开会，开会期间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任景德一同去看望耀邦同志，任在50年代曾任中青报副总编，也是共青团里的老人。
耀邦同志任中央主席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围墙外会计司胡同。1987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后他仍住在这里，也是一套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绿意扑眼，富于情趣。耀邦同志很快从书房出来迎接我们，他较我在1985年见到时显得削瘦了一些，头发明显地夹杂了许多白发，但精神很好。还是那样熟悉的握手方式，寒暄几句，把我们让进了客厅。
面对我们的问候，耀邦同志开朗地笑着：“身体很好，没有大的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着两个膝盖，“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也有一点”。
他告诉我们，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他露出舒心的微笑。
在谈话间隙，耀邦同志时常出现凝眉思索的神态，这和过去是不大相同，过去你见他，他连珠炮似的提问让你难以招架，你也乐意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然后细细地听他的分析。而这一次，他更多地是听你说什么，他的沉思让我隐隐感到了他心中的忧郁。耀邦是个生性活泼外向的人，这样思索对他该是一种多么沉重的压力。
当时正值1988年夏季的抢购风刚过，商场里的家用电器被抢购一空，物价飞涨，基本建设铺得摊子太大，银行银根紧缩，储户提不出钱，人心不免浮动，但报纸上还在说要闯物价关云云。我问耀邦同志对形势怎么看，耀邦弹弹烟蒂上长长的烟灰，告诉我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有这一条，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笑：“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广播上知道的。”
他说正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文革”时期他就在读，后来开始忙就停下了。他说：“干一段，重新读，又会有许多新的体会。”
看到我们有告辞的意思，耀邦同志出去一会儿，进来时他手捧着两筒茶叶，非要送给我。他是那样真挚，却之不恭，我只好收下了。
回去的路上，在汽车上我下意识地说道：“今天这么好的天，在耀邦院子里合张影多好!真是太可惜了。”任景德也感到很可惜，他说，下回罢，等耀邦从湖南回来，等你再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