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周新民在民盟的转折关头
作者：黄 伟
开办南京“平正律师事务所”
1946年夏，南京新街口大丰巷107号，醒目地挂着“平正律师事务所”招牌，招牌上还用小号字写着沈钧儒、周新民、林亨元三位律师的名字。“平正”当时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陌生。早在1942年，沈钧儒、沙千里和林亨元在重庆开办律师事务所，就使用过这个名字。抗战胜利后，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曾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的周新民随民盟总部迁来南京，因为没有正式工作，生活靠朋友接济，而要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从事民主活动，更是困难重重，所以他向沈钧儒、林亨元建议，再开办一间平正律师事务所。他的建议得到沈钧儒和林亨元的赞同，就这样，平正律师事务所在南京问世了。
平正律师事务所偶尔有人来请律师撰写起诉书或咨询法律问题。周新民等人的大量工作是接待到这里来接头、开会的民盟人士，接收传递各地的信件和报刊，如从香港寄来的《华商报》、《群众》，从苏联大使馆寄来的《新闻类编》，从上海寄来的《时代日报》等。《新华日报》被国民党限制发行后也寄来这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开办这么一间律师事务所很不容易，特务、警察几乎天天查户口，盘诘、刁难往来于此的人们，对于这一切应付自如的是年青的宋道隆夫妇。周新民每月来平正律师事务所几趟，处理完一些事务后，顺便将信件和报刊取走。有时，由宋道隆把报刊送给中共党员欧阳立南，然后再转发给有关人士。平正律师事务所在掩护周新民以及民盟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置政协决议于不顾，悍然向中原解放区人民军队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当天，国民党当局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依据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和平环境下，由改组后的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府负责召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自行召开“国民大会”，不啻于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其用心在于操纵国民大会通过伪宪法，使其统治合法化。他们千方百计地拉拢民盟参加“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国民大会”，并积极联合民盟等第三方面击败此阴谋。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局势是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而第三方面因怕破裂，也参加这一和平运动。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民盟是否参加“国民大会”一时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青年党、民社党受其利诱，纷纷出动拉着民盟一同下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民盟不参加“国民大会”。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对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十分失望，脱口对记者说了一句当时很流传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随即离开南京去了重庆，决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危难时刻，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实际上担负起民盟秘书长的工作。他同民盟中委商定，就民盟是否参加“国民大会”一事，由周新民挂长途电话向远在重庆的张澜主席请示。张澜以坚定的口吻在电话中重复一句话：“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此后，张澜又两次打电话反复叮嘱不可提交“国民大会”名单。周新民与张澜多次通话后，都及时地向在南京和上海的民盟中委作了传达。11月11日，周新民和在南京的民盟中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力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11月14日，以民盟总部秘书处名义登报发表《紧急通告》，要求各省市民盟组织广泛宣传民盟总部的决定，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
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因“中共不参加，民盟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11月24日，民盟中央常务会议正式决议：参加“国民大会”的民社党党员，一律开除出民盟。在转折关头，周新民处在民盟的重要位置上，终于保持民盟和中共在政治上的一致。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奋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脱险于梅园新村
蒋介石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阻断了政协以来的和谈道路。3月，国民党当局强迫中共代表团从国统区全部撤退，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之前，登报声明将南京、上海等处财产悉数委托民盟全权保管。民盟决定由周新民和沈钧儒代表民盟分别代管中共在南京和上海两地的房屋财产。3月6日，在国民党警察的监视下，周新民、罗隆基、李相符、李文宜、冯素陶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开始了接收工作。3月7日，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开梅园新村，返回革命圣地延安。董必武身穿夏布大褂，手持司蒂克与周新民等人告别，嘱咐周新民：“坚守下去。”周新民答道：“一定如此，请董老放心。”中共秘密党员周新民以民盟人士身份代管中共留在南京的房屋财产，实际上是中共的第二道防线。
中共代表团走后，周新民便随民盟总部迁居南京梅园新村30号办公。国民党特务把监视目标转移到周新民等人身上。为掩人耳目，特务停在巷口、路边的吉普车、摩托车换来换去，焊铁壶的“小贩”、补鞋匠四处张望。查户口的警察每天必来一次。周新民等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联络各方民主人士和爱国学生进行反美反蒋宣传，从事着繁忙的盟务。
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称中共“经常派遣代表列席民盟干部会议”，诬指民盟“准备暴乱”。这以后就开始在全国范围迫害民盟人士，百余名民盟人士被捕，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杜斌丞被杀害。民盟总部虽然设在南京，但是，民盟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都在上海活动。周新民需要兼顾南京和上海两地的盟务，每月跑上海几趟，每次住上几天，办妥上海的事情又回南京忙碌。他风尘仆仆来去匆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0月下旬。10月22日夜起，南京梅园新村30号被国民党特务分子二十多人包围，周新民等人外出时也受到国防部保密局的吉普车跟踪。因周新民在民盟秘书长空缺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被困的几个人数他的处境最危险。张澜得知此消息，立刻从上海打电话要周新民迅速来上海。于是，大家设计来个“金蝉脱壳”。10月26日清晨，梅园新村30号的大门突然打开，李相符、金若年和周新民等人乘坐中共代表团留下的一辆黑色小轿车冲了出去，大门外的特务慌忙发动吉普车追赶于后。周新民在国府路与成贤街转弯处迅速下车，闪身进了潇湘酒馆，摆脱了特务，顺利脱险去了上海。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民盟参加叛乱真相》为题，指名道姓攻击沈钧儒、章伯钧和周新民把持民盟实权。认定1947年“8月罗隆基、李相符等以‘中国人民反内战大同盟’名义，撰印破坏总动员令煽动罢工罢市抗丁抗粮之传单，传单由李相符亲笔修正，由周新民决定印发”。很显然，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周新民等人的活动，把周新民当作民盟的核心人物之一，伺机捕杀。但他们没有料到，周新民已经又一次死里逃生来到上海（大革命时期，周新民在安庆因当面斥责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通缉，曾逃亡上海）。
为恢复民盟总部而努力
10月26日，周新民抵达上海。当天晚上，他即与张澜、黄炎培先后会面，汇报南京方面民盟的困境，商量对策。随后，周新民回到上海民盟办事处（马思南路107号原中共办事处所在地）。这里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留守在这里的陈新桂、朱辛愉一见到他，就惊讶地说：“你不该再回这里来，特务天天在找你呢。”第二天，周新民遵循张澜、沈钧儒的指示，暂时隐藏在苏延宾家中。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下，为保全实力，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周新民见到消息，认为事关重大。他找到史良询问民盟总部解散的内情，并托她约沈钧儒会面。与此同时，他立即拟了一份电报稿，托方向明送往皖南纵队，拍发给周恩来，报告民盟解散的经过。沈钧儒与周新民会面时坚定地说：“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不能搞，即到香港去搞”。周新民担心沈钧儒的胡须太长难以脱身。沈钧儒则说：“剃了胡子也要走。”美髯公肯剃须，周新民十分感动。他说：“沈老有此决心，一定可以走脱！”在沈钧儒的支持和鼓励下，为恢复民盟总部做准备工作，周新民带着民盟总部的印信和重要文件秘密地乘船先行一步去了香港。
中国共产党在民盟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抗议蒋介石国民党解散民盟和迫害民主人士的暴行。新华社于11月6日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中共的声援和支持，极大地鼓励了民盟人士，他们逐渐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奋斗道路。
11月25日，周新民抵达香港，立即与在香港的民盟中委邓初民、沈志远、李伯球会合。他们安排周新民住进民盟南方总支部办公的地方（香港高士打道50号）。当天晚上，周新民即请沈志远带他会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连贯，报告民盟解散的详情，以及恢复民盟总部和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打算，并请他电告中共中央。随后，沈钧儒、章伯钧也秘密来到香港。12月间，周新民和沈钧儒、章伯钧、柳亚子、朱蕴山、邓初民、沈志远、李伯球、罗子为、周鲸文、王绍鏊等多次举行在香港的民盟中委谈话会。周新民在会上说：“蒋介石压迫解散民盟总部，即是破坏我们的传统，使我们无名义可以再号召，我们为粉碎这个阴谋，首先恢复民盟总部的传统，要想恢复这个传统，只有赶快召开三中全会。”与会者一致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命令，支持广大盟员要求恢复组织活动的愿望和要求，并决定以在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组织活动。接着，周新民等人着手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成立筹备组。筹备组分为三个小组，即沈钧儒负责的盟务组，章伯钧负责的政策组，周新民负责的总务组。筹备组的任务是组织在香港的中委讨论民盟的路线和政策，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筹集会议经费，负责召集三中全会。
周新民和沈钧儒在筹备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及时致函张澜主席，汇报香港民盟中执委开会的详情和筹备工作。张澜在上海得知他们积极恢复民盟总部、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立刻“托川人黄应乾带信到港，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安排，还和黄炎培、叶笃义、罗隆基共同写信去香港表达意见，同时派青年中委罗涵先前往参加会议”。
1948年1月，经沈钧儒、周新民和章伯钧等民盟人士的积极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沈钧儒、周新民和章伯钧等29 人出席大会。会议宣布：恢复民盟的领导机构。号召全体盟员“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为达此目的，民盟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与美蒋反动派公开决裂，摒弃中间道路，走上与中共合作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次会议在民盟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期性的决定意义的会议，是民盟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周新民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关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