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毛泽东并未“重林轻刘”

作者:乐白鼻




  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以下简称为“重林轻刘”文)的文章。读后,我深感困惑不解。
  作为一个湖北的年轻人,如果想为林彪写一点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历史,如此不下工夫,实在难以原谅。我作为一位历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过多年的军史研究,我想把我所了解到的一点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让人们多知道一些事实的本来面貌。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中,不论是在一些刊物上,还是在传说中,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军事家”。尽管对另外一个半,有时说法不一,但是国共两党对刘伯承是其中之一却毫无争议。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确实创造过许多军事上的奇迹,从军事实践中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在传记组的时候,收集到他的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人们很难想象他戎马倥偬,仍能写出如此大量的作品。
  因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一文中谈到了许多历史事件,为说明历史事实,我就刘伯承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作用,谈一些看法,并列举史料,供大家研究。
  
  南 昌 起 义
  
  关于南昌起义,“重林轻刘”文中说“失败的原由很多”,“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屡屡失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无稽之谈了。马日事变后,宁、汉合流,以叶挺同志为首的11名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份起义报告,经中央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同意,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亲自主持南昌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为了在军事指挥上顺畅,经过各方反复协商,最终成立了“参谋团”,由刘伯承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为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和朱德同志。据20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军事报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参谋团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属“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贺龙任总指挥,辖二十军,五千余人;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辖四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个团,5500人)。起义中有两场重要的战役,即“番台子战役”(占领南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和“会昌战役”(击溃国民党右翼主力部队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刘伯承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战役,在整个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未有失误。换一句话说,没有任何理由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谋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非军事性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建议读者可以读一下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现存武汉市档案馆)和“六大”的军事补充报告,会对这一问题有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建立红军的司令部指挥系统
  
  刘伯承从苏联回来后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长江局军事斗争的同时,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苏区,到苏区后他一方面继续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亲自出任红军学校校长,为军队培养参谋人才和基层指挥员;另一方面,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战法。“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这是捕风捉影,不符合实情的描述。这段历史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刘伯承到苏区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这篇文章中从未对苏联的战法有何推崇,甚至没有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确实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误会。毛泽东曾以为刘伯承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研究历史要读原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靠道听途说不行。刘伯承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视在自己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对教条主义。我曾读过一本由冯玉祥先生题写前言的《抗日名将》,他把刘伯承排在中共将领的第三位,书中这样写道:“对中共军队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刘伯承了,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另外,他曾带领红军跳出重围,四渡赤水。这种东窜西跳的战法是他早年在川军中作战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伯承同志功绩在于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参谋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军队,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就不会有红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在领导岗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对其褒贬不一。不管怎么说,敌军在第四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马,这一严峻的形势致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尤为艰难,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胜利。“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决定“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这显然是一句违反军事常识的话。“遭遇战”是对战场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战法或战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历史情况是: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作战新计划》,核心是占领南城和南丰,并要求周、朱、王、刘坚决执行。周、朱、王、刘经研究后,由刘起草,以周的名义致电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作战新计划》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中存有此电文)。遗憾的是,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仗打响后,战势不利,经刘建议,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最终以大规模伏击获胜。从周、朱1933年3月20日签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也给予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五师具体任务,指导了整个战场部队的运动。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指导战争最终获胜的关键性电报”。
  第四次反“围剿”中刘伯承是协助周恩来、朱德负责整个战场指挥和筹划的第三号人物,而林彪当时仅是战役层次的指挥官。任何人都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根本不像“重林轻刘”文所说的由一个战役指挥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话故事。
  
  长征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整个长征途中刘伯承多次表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时常既在总部协助毛泽东、朱德筹划全局,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创下了许多奇迹,如“攻克娄山关”,“两破遵义城”等等。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就从金沙江谈起。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先头部队由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龙衔渡、洪门渡和绞平渡,抢船过江。林、彭由于直抢明夺,敌军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刘伯承部化装成敌军,骗取国民党县长信任,夺取了船只,最终红军是从绞平渡顺利过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话。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又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出色执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渡江前,由毛、朱签署了一份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主要内容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区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头领的工作。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率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此后,刘伯承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当地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的帮助下,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当地的情况,随即决定做小叶丹的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刘伯承和小叶丹的结盟保证了红军快速、顺利地通过彝区。毛泽东同志知道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后,曾风趣地对刘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在历史上,此地是孟获家乡),用那么多年,你用的是什么办法让我们三天就能过彝区的?”刘伯承回答:“用中央的新民族政策。”
  因为“重林轻刘”文中大段地谈到大渡河,有必要展开讲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覆灭在大渡河前。当部队行至在罗岔时,根据情报,刘伯承分析,安顺场守敌不多,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非刘文辉的正规军,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刘伯承作出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取得联系,刘伯承此决定如千斤重任压在肩上。据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同志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一句话:“有船,我就有办法……”刘伯承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的三点任务是:1.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点一堆火给我第一个信号;2.迅速找到船只,再点一堆火,给我第二个信号;3.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给我第三个信号,我将率主力在拂晓前实施偷渡。后来由于技术原因,未能在拂晓前做好偷渡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在现场临时作出强渡决定,组织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红军夺取了七条船,开始陆续渡河。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
  由于战事紧迫,必须加快渡河速度,经中央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第二渡河点。一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此岸,直奔泸定桥;另一路由刘伯承率领,沿大渡河彼岸,直奔泸定桥。由于彼岸为敌占区,刘部夜行军时不能使用火把,还必须避开敌人主力部队,所以刘部未能先林部到达泸定桥。刘部是什么时候到达泸定桥的?我想引用林部先头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将军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红旗飘飘》中的一段回忆:“当我率部赶到泸定桥的时候,我已听到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泸定县城。”我为了了解红军长征史,曾到过泸定县城进行详细的考察。我想在这里指出三点:1.攻打泸定县城需要时间;2.如果没有部队攻克泸定县城,也就是说,驻守泸定桥头堡的敌军不感到腹背受敌,恐怕红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夺取桥梁。3.大部队通过泸定桥时所用的桥板,正是刘部攻克泸定县城后所获得的门板。
  
  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百团大战
  
  1937年8月的中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战略指导意义,这篇决议后经改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编入毛选。洛川会议决议原为刘伯承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报告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我们要从过去的正规战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也就是开始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建立根据地,逐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后转向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异,刘伯承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目前要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避免与日军展开阵地作战”。
  根据洛川会议的思想,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出征,进驻太行,五战五捷,先后发起 “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 “神头岭设伏”等战役。特别是“神头岭设伏”,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把它称为“支那的一流的游击战术”,并写到“据说这场战役是由被中国人称做神机军师的刘伯承指挥的”。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在敌后越战越强,到1940年,由出征时的一个半旅发展到13个旅。刘伯承当时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到,目前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把抗日军民分解开,而后任其宰割。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发起了13次破击正太路的攻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一些人说成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在朱德总司令离开前线回延安开会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在一二九师13次破击正太路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参加,随后才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不过,只要多读一点刘伯承当时的军事论文,就不难了解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避免与日军展开大规模阵地作战”。
  
  千里跃进大别山
  
  “重林轻刘”文中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自身难保的挺进中原”,这是必须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当年的国民党作战厅(相当于我军的作战部)厅长郭汝瑰将军。他说:“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将一支13万人的大军插入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66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郭汝瑰认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四年结束,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我方的战略反攻。从军事上讲,小部队穿插和奔袭是经常应用的战术,但是大兵团、无后方供给线、深入敌方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孙子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行动是违反了战争一般规律的,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唯有刘伯承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愿意领受这一任务。毛泽东对这一战略行动作了三种估计:1.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2.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3.付出了代价,站住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确实是以无私、无畏的勇气,领受、执行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当刘伯承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他说:“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种估计还好!这一行动确实推动了全局的战略转折。”
  每一个元帅都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作为年轻的作者,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说。随便乱说,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只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衷心希望年轻人多读书,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