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
作者：朱 洪
1926年下半年，鲁迅在和章士钊打完官司后，离开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北京，南下厦门、广州，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经香港，于19日冒着霏霏小雨，搬入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到中山大学后，许多进步学生拜访他。1月31日下午，学生会主席毕磊和徐文雅、陈辅国拜访了鲁迅，并将共青团广东区委出版的《少年先锋》12本送给他，帮助鲁迅了解广东和共产党的情况。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了解到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对毕磊等同学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各处看一看。”这次毕磊、徐文雅、陈辅国和鲁迅愉快交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也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以及自己的观察，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这期间，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于2月7日创办了《做什么？》周刊,陈延年为该刊定名，并为《做什么？》第一期撰写发刊词《我们应该做什么？》。陈延年写道：“那些成千成万的，最受侮辱咒骂的奴隶们已经纷纷的站起来了……要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要求，译成我们的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隔日下午，广州城又下起了小雨，鲁迅正在房间接待傅斯年，徐文雅带了新出版的《做什么？》来看鲁迅。晚上，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即《做什么》）
看了陈延年的文章《我们应该做什么？》，鲁迅想起了十年前在北京见过的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他忍不住问毕磊：“你们的负责人是陈延年吗？延年，我在北京时曾见过他，认识他，他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表露了想与延年会见的愿望。
毕磊把鲁迅的想法向延年作了汇报，陈延年请毕磊带话给鲁迅，说近日就去看他。
3月25日，这天的广州气候不好，早上就下起了雨。午后，陈延年只身到中山大学大钟楼拜望鲁迅。因为下午鲁迅要出席教务会议，陈延年坐了一会，谈了许多话题，包括《少年先锋》和《做什么？》等杂志，但更多的内容，是谈全国的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陈延年走后，鲁迅在日记里写了“午后陈安仁来”六个字。这是鲁迅和陈延年的第一次见面。
（二）
离开广州去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五大”前，陈延年于1927年3月16日主持广东区委工作会议，针对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扼杀革命的险恶形势，区委会议通过了广东区委与各群众团体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阴谋扼杀革命的行为。宣言指出：“对于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妥协，无论以任何口实，丝毫都不容许的。”
4月1日，这是一个晴天。陈延年握别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离开广州，率领出席中共中央“五大”的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
临走之前，陈延年于头一天下午到中山大学和鲁迅话别。这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陈延年和刚出席学校组织委员会会议的鲁迅匆匆话别。陈延年走后，鲁迅在日记里写了“陈安仁来”四个字。这是陈延年在广州很短的时间里第二次见鲁迅，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鲁迅的日记里，“陈安仁”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次和鲁迅短暂的见面，给陈延年留下很深的印象，使陈延年进一步知道鲁迅先生站在革命一边的立场。在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前夕，即和鲁迅见面后的当晚，陈延年还对毕磊和徐文雅说，“鲁迅是我们党真正的朋友”，要他们继续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
陈延年离开广州不久，蒋介石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羊城反动军阀相互配合，制造了“四·一五”惨案，毕磊等二百多名进步学生被捕。倾心于教育青年、寄希望于未来的鲁迅，当天出席了中山大学主任紧急会议，并在第二天下午慰问被捕学生，参与社会各界的多方营救。但最后，肖楚女、熊雄以及毕磊等同学还是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悼烈士的同时，亦无情地自我解剖，悟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后来，鲁迅被迫避到上海时，随身还携带了刊登有陈延年文章的《少年先锋》和《做什么？》杂志。
（三）
据《陈延年》一书记载：“三月下旬，在陈延年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前夕，鲁迅由毕磊陪同来到广东区委二楼会客室，和延年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们谈得非常融洽，直至深夜，鲁迅才告辞，偕毕磊返回大钟楼。”此段话，是依据1973年6月该书作者访问赖玉润的谈话。
此段话，提到陈延年和鲁迅在广州仅有一次见面，地点在广东区委办公室，且有毕磊在场。但这里有许多疑问，首先是赖玉润作为广东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陈延年和鲁迅的见面，他只知道陈延年和鲁迅见了面，但具体细节不清楚，加上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因此，赖玉润的回忆是否准确，而鲁迅的日记里也没有三月下旬出访的相应记载，他唯一的一次提到毕磊，是1927年1月31日；鲁迅作为长辈，去看陈延年，也不符合鲁迅的身份和习惯。在北京《新青年》时代，鲁迅也没有去拜访过陈独秀，通常是钱玄同、刘半农到鲁迅家约稿、催稿、取稿，传递陈独秀的话。作为下辈和东道主以及陈延年一贯的朴素作风，他上门看望自己所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客人、父亲的老朋友鲁迅，更合情合理。
鲁迅记日记，有一个特点，重要的人物往来，他总要提上一笔，因此，陈延年和他见面，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查鲁迅1927年到广东的日记，没有出现陈延年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和陈延年见面的时间内到外访问别人的记载。这就与赖玉润回忆陈延年和鲁迅在广州确实见过面发生了矛盾。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发现“陈安仁”极有可能就是陈延年！
首先，陈延年姓陈，是安庆（或安徽）人。在当时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鲁迅深知陈延年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一个国民党右派痛恨的“危险”人物，所以，他不宜直接写在日记里，给自己留下不必要的麻烦，而给陈延年起了个化名。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叫“陈安仁”，便于日后翻看日记，帮助自己回忆；其次，所谓“仁”，还有在鲁迅眼里，陈延年是老朋友陈独秀的儿子，自己视为“老仁侄”的意思；其三，翻看鲁迅的日记和信件，除了1927年3月25日和31日出现过“陈安仁”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安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鲁迅和陈延年没有单独的会面过，在此之后，陈延年和他也没有再见面过，因为3个月后，陈延年即壮烈牺牲了。
根据“陈安仁”即陈延年的推断，则陈延年3月下旬和鲁迅见面两次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十分具体，时间是3月25日午后和3月31日下午，地点在鲁迅的中山大学大钟楼宿舍，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没有第三者在场。
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见面的双方一个很快牺牲，一个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加上事后知道两人见面情况的毕磊同学也很快被敌人杀害，没有条件将这两次相逢的具体内容，披露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