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我是谁
作者：陈孝英
——我是谁？
1985年2月，《社会科学评论》杂志刊登《文学评论》获奖论文作者介绍，我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尝试作了回答：
生于南国之滨，大半生却注定要在北京的四合院和西安的大杂院里度过；喜爱以形象思维见长的文学创作，十几年教员生涯却注定要跟枯燥的外文字母打交道；性格本缺乏幽默因子，后半辈子却注定要与“喜剧”结下不解之缘。
1988年10月，《飞天》杂志垂询鄙人学术研究史，我借乒乓球和体育运动为喻体，再一次用伊索寓言式的隐语探讨了这个老话题：
有的乒乓行家对我说，你可以打出不少出人意料的好球，但缺乏系统的训练。言者不无惋惜之意，听者却不乏自豪之情：无师自通，这才叫本事呢？
尽管我的乒乓球艺始终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上，但我从不服输。除了乒乓以外，我所喜爱的运动还有长跑和举重。我希望它们能给我的理论批评带来不断进取的动力、持之以恒的耐力和攻克高峰的毅力。
1993年5月，我的《喜剧美学论纲》一书出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责编高华女士建议我附上学术自传，于是，时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的我，在一篇题为《从喜剧人生到喜剧美学研究》的“学术自传”中，第三次，也是比较直接的一次，回答了那个时时萦绕于心的问题：
每个人都向我伸出期待之手：要人，要钱，要房子，要职称，要主意，要关照……我被融化在形形色色的要求、请求、恳求和理论、争论、辩论之中，消失在人们的希望与失望、满意与恼怒、成功与失败之中。
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尺来要求我，其结果，使我在所有尺度面前都是同一个结果——不合格：
女儿和儿子认为我是不合格的父亲，因为女儿掉进防空洞受伤，儿子被人打破头住院，我都因有急事而不能前去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头和受惊的心。
妻子认为我是不合格的丈夫，因为结婚26年了，至今还让全家四口人，包括两个成年异性的孩子，挤住在两间总共25平方米的卧室中；因为我能记住那么多外文单词、喜剧美学术语和艺术家的名字，却总是记不全她患了十几年的疾病的名称。
艺研所的同事们认为我是不合格的所长，因为我身为一个偌大省级研究所的领导，连一幢像样的办公楼和资料馆至今也盖不起来。
喜剧美学研究的同道者们认为我是不合格的带头人，因为他们要求评奖、出书、参加学术会议，均因经费无着落而一拖再拖。
更有趣的是，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我所扮演的角色迥然相异，甚至恰恰相反——
在有些年轻人眼中，我是“正统文艺观的代表”；
在有些老人眼里，我又似乎更像一名“离经叛道者”；
专家学者觉得我是个“驾轻就熟的行政官员”；
真正的行政长官又认为我是“书生气十足的文化人”。
多元发展、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更使我这个多重角色的扮演者经常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我时时感受到人性的快乐原则的诱惑，但又必须以传统的男性成熟观抑制人性的挑战，尽力完成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分配给我的各种角色。
我必须谦逊待人，谨慎处事，充分尊重他人的意愿和他人的意见，而又需处处显示自己作为行政长官和学者的独立主见。
我必须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勇往直前，同时又得侧转身来与竞争对手和睦相处，甚至不得不强迫自己与形形色色的“明枪手”、“暗箭手”握手言欢。
我必须为了所在集体的某种可怜而又可笑的功利目的牺牲宝贵的时间、精力甚至自尊，与此同时，还得将它们严严实实地瞒过一切爱我的和恨我的眼睛。
我必须为了事业的成功自觉地强化现代意识和前卫意识，但又绝不能像青少年时代那样，用明天的观念在今天做明天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好难哟！我常常对镜或对梦自问：我究竟是谁？我是我自己吗？难道这就是我吗？难道这就是成熟的男子汉吗？
回答我的，永远只有我自己的回声。
弥漫于这篇“学术自传”中的那种迷惘之情与无奈之慨，在此后的10年中与年俱增。特别是2000年初我从陕西独闯津门，实现了一生中幅度最大的角色转换之后，“我是谁”的问题冒出来的频率越来越高，答案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我终于认识到，不仅无休止、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扭曲了我的性格和感情（对此，前文已有不少交代），而且，地域和职业的双重错位撕裂了我的心灵和事业。
先说地域的错位。我深深地热爱这片客居了半个世纪的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深深地热爱这群纯朴善良的人民，在散文《我感谢》中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感谢您，收留了我这来自黄浦江畔的游子。”然而，不知是血液中流淌着的黄浦江水和嘉陵江水的滋润，还是青年时代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使我与周围环境时有隔膜之感。半个世纪的耳濡目染可以使我学会一口地道流利的关中方言，却难以让我由衷地迷上那慷慨激越的秦腔；可以使我依循秦人思维的轨迹去适应生存和社交的需要，却难以让我接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那一套观念和习俗。比如，男子汉的标准（彪形大汉、生噌冷倔），对“热水瓶”的崇尚（内热外冷），高喉咙大嗓门和不骂不开口的传统交往方式，“以朴陋为美”的审美观念，“古城墙”式封闭、僵化、自足的文化性格，以及地域中心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等。我时时感到不被人理解的苦恼：热情被视作虚情假意，幽默被贬为插科打诨，自信被看成妄自尊大，绅士风范被斥为扭捏作态，标新立异被视为离经叛道。
再说职业的错位。学外语的“出身”尽管不能说对我日后从事文艺评论、美学研究一无帮助，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当我把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几年时光用来背诵陌生的外文单词和机械的语法规则的时候，同龄的中文系学生正在中外文学和文论的大海中扬帆畅游；当我把最有创造力的大好年华奉献给低水平重复的外语基础教学时，同龄的艺术系助教正在孜孜探索艺术与美的真谛。因此，当我38岁突然改行研究幽默时，知识结构的缺环与举步维艰的窘迫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当我以幽默研究和王蒙研究为突破口迅速冲出地平线时，有些人投向我的目光简直就像是在审视一个“学术暴发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我本人到我的学术课题乃至学科，都遭遇过“小儿科”、“伪科学”、“炒冷饭”、“大杂烩”之类罪名的狂轰滥炸。我不仅要为自己的“出身”付出加倍的努力，更要为人们因我的“出身”而衍生的不信任和不甘心付出更高的代价。
我选择“喜剧”作为主攻方向，其本身确实充满了喜剧性。儿时的我文弱、腼腆、不善交际，还爱较真儿，压根沾不上幽默的边儿。成年之后，10年浩劫黑色幽默的熏陶加上其后20年幽默研究对象化之濡染，从表层心理结构看似乎改造了我的悲剧性格，但就心理结构的深层而言，应该说变化甚微，多年来真正打动我的文艺作品仍多为悲剧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陕西有两个人似乎读懂了我。一位是喜剧表演艺术家石国庆，他反驳我的喜剧观时曾指出：“你那么说，不过是在做你自己发明的学问。”另一位是作家赵熙，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更直白：“喜剧美学家陈孝英其实是一个悲剧人物。”没错儿，我之所以最终选中了“喜剧”，实在是一种理智的抉择，而非情感的指向。正因如此，我的喜剧美学研究在不乏创见发现和标新立异的同时，也难免捉襟见肘、言不及义、为喜剧而喜剧乃至泛喜剧化的毛病。
瞿秋白临终前在《多余的话》中说，他从政是“历史的误会”，我读了感触良多，《多余的话》实在并不多余。从文和从政，文人和政治家，文化和政治，对一个人的性格、才能、学识均有迥然相异的要求。以我自幼对政治的恐惧，以我身上难以根除的种种“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息事宁人、中庸调和，以我性格中无可救药的各种弱点：热情、轻信、不设防、情绪化、理想主义，以我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不擅实务、不喜操作，照理是不宜从政的。但同样是“历史的误会”所致，我不仅投笔从了政，而且最后还弃政从了商，这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两次“错位”，尽管从政也好，从商也好，均可谓得失互见，但就我的学术研究而言，本来应该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无疑会因此而大打折扣。于是，我迫于无奈，只好量体裁衣，甚至削足适履，痛苦万分地不断修正自己原定的学术研究目标和计划：放弃与当前从事的职业相距较远的语言学、翻译学研究以及文学翻译，主攻美学理论和文艺评论。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期间，侧重于理论研究及文学评论；到艺研所后，逐步向艺术评论倾斜；而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之后，则只能见缝插针，结合产业所涉足的文化活动进行一些理论论证和文艺评点了。在文艺领域中，我先从一名业余作者变成一名专业工作者，然后又从一名专业工作者回归为一名业余作者，这条历史的曲线形象地绘出了我人生的“错位”。在这种错位中，我到底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定位，还是无可奈何地迷失了自己？我不得不又一次问自己：我究竟是谁？
2000年2月23日，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我孑然一身，滞留津城，抚今追昔，心潮难抑。当我为构思已久的《自传》第一部写下《哀泪笑洒》这四个字标题时，情不自禁地为之附上了一个副题：“我究竟是谁？”也许，其后三年半时断时续的追索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好，我就再用两个三年半的时间去写完后两部，希望到那时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明白的交代。
而现在，我能回答自己的只有——
我本是一名“错位者”，却又总想做一名“越境者”，这就是我这个喜剧研究者不得不总是“哀泪笑洒”和“笑泪哀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