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八十年代邓小平两次杭州之行
作者：薛 驹
翻两番，达小康水平
1983年1月底，小平同志从苏州到杭州过春节。当时由铁瑛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李丰平、王芳和我也参加了。当时，邓小平正在考虑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20世纪末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就是个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的水平。这次，小平同志从江苏到浙江，再到上海，主要目的就是考察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到20世纪末能不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和达到小康水平。
小平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苏州的情况，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他认为苏州实现小康的基础较好，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下面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城乡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基本解决了；第四，多数人安居乐业，劳动力不再外流了；第五，中小学教育基本普及了，一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也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这样的社会，就比较接近小康社会了。当他说到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到1988年可以再翻一番时，问铁瑛同志：浙江的情况怎么样，2000年以前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铁瑛分析了浙江经济发展情况，告诉小平同志，到2000年能够实现翻两番半到三番，对实现小康有信心。
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他在谈话中，对小康的理解，已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经济社会概念。他不仅关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且关心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以及社会治安、精神面貌的变化等问题，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从那时起，浙江人民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翻两番”的倡议和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不断努力，到1993年全省提前实现了翻两番，一批城镇和乡村达到小康水平。
争取时间干，也允许人家看
1988年1月29日，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杭州。这一年他已是84岁高龄，但精神仍然很好，步履依然矫健，只是耳朵有些聋，听汇报有些困难。当我和沈祖伦同志陪同他刚到住地时，他就问起浙江经济发展情况。我汇报了从1982年到1987年五年中，浙江的工农业总产值从三百多亿元增长到九百多亿元，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也翻了一番多。他高兴地说：“五年之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好，好!”我谈到浙江发展比较快，主要是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到1987年，在全省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小平同志说，这是农民在改革中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的就业门路，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一条新路。他还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我又汇报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得快，“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浙江的特色，这也是农民的创造时，小平同志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
随后我陪小平同志吃饭时，他问我，浙江的农业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由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加上粮食价格提高，1984年我省粮食、棉花产量都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达到181.7亿公斤。在此后几年，由于早稻籼米销售不畅，粮价下跌，粮食产量也下降了。但由于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农民收入还是逐步增加了。从1979年到1987年九年时间，全省农村总产值、工业、农民人均收入，都翻了两番多。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
接着，我们又谈到宁波的对外开放问题。小平同志认为宁波有两大优势，一是宁波帮，二是宁波港。他提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问到宁波北仑港的建设情况，问到包玉刚先生捐资办宁波大学的情况，还问到包先生投资办钢厂的情况。当我介绍包先生主张利用英国、德国几家外国公司的投资来办钢厂时，小平同志说，可以利用外资来办厂，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我们也要走这条路，要学会对外开放。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有利可图，这样才有竞争力。
1988年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80年代，我们浙江无论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顺利推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专业市场的不断扩大，还是“温州模式”问题的解决，都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分不开。我记得，浙江从1979年开始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并不一帆风顺。当时，中央决定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或集体等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对此，多数农民热烈拥护，认为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大突破：一是农民有自主权，改变了过去“出工人等人、收工人追人”的状况；二是经济上有实惠，“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但是，也有一些干部表示怀疑，因为浙江在五六十年代，永嘉、新昌等县都搞过包产到户试点，后来，干部挨批挨斗，撤职下放劳动，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不少干部至今仍心有余悸。还有少数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退到解放前”。也有些人主张多种形式一起试验，允许搞包产到户，也应允许保留原来的做法，特别是一些原先比较先进的公社、大队，怕把集体拆散了，主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主要还是靠学习邓小平的指示。他认为，农村搞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创造的，党中央积极支持农民的创造，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把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双层经营，这就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对各种不同的看法，邓小平强调要在试点中通过实践检验，解决认识问题。对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一开始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要在试验中、在实践中让大家看。中央的政策是允许看，“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后来的发展证明，不到三年时间，浙江90%以上农村都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全省农村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
浙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温州模式”问题的解决，也是依靠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解决的。浙江人口多，土地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农民不仅搞多种经营，向林牧副渔发展，而且办起了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轻、小、集、加”，成本低，规模小，生产群众需要的、适销对路的生活消费品，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也快。而这些小企业很多都是农村中有一定文化、有经营能力的被称作“草木才子”的人办起来的。另外，在温州、台州等地也有一大批农村能人自筹资金，自找门路，在农村和城镇经营各种行业，成为专业加工户或合伙联合经营的小企业，也有集体和个体联合经营的，还有的试办股份合作制企业。他们的特点是敢闯敢试，敢于创新，自力更生，千方百计，闯荡市场，他们不但生产各式各样的小商品，还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永嘉的纽扣市场、柳市的电器市场等等，依靠十万购销大军，面向全国各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商品经济路子。“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当时也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叫好的人认为，这既解决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又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温州模式”，是群众实践中的发明创造；也有的人认为“温州模式”就是搞单干，发展私营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提出，应该向“苏南模式”学习，因为苏南是集体的，而温州是单干的。对这些议论和争论，当时省委还是按照邓小平“敢试、敢闯，在实践中检验，争取时间干，也允许人家看”的指示精神，积极支持和引导温州经济的发展，既不要自称“模式”，也不要泼冷水，着重于总结经验，兴利除弊，逐步完善。1986年，我先后陪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温州，都一致肯定温州在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不靠国家投资，靠群众自力更生闯出一条发展商品经济新路，使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具有重要意义。1986年10月，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并提出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指导思想和试验内容，使温州较少地受到现行体制的限制，进行改革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是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的指示，帮助我们打破了框框，找到一条符合浙江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
回顾浙江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历程，我深切地感到，80年代，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有长足的进步，取得明显成效，靠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引导。他的理论都是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冲破各种思想束缚，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仍然是我们前进中有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