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整顿和改革
作者：贺耀敏
记者：铁路、钢铁工业整顿取得突出成效之后，小平同志抓住时机，把整顿及时地推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您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能否谈一谈这次会议召开的情况？
袁：这是全面整顿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副总理，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第二阶段就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以及文教、科技等，分别组成十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国务院多次开会，听取各小组研究结果的汇报。这次务虚会上，大家谈论最多并形成共识的关于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针政策的意见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国家计划不能层层加码，或随便减少任务。在企业管理上，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道、远洋运输、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要由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其余由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通用物资，专业部门管专业物资，设备成套走向以地区成套为主。在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到30％。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当顾问，对职工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大中型企业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8％，中小企业不得超过10％。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针讨论得比较充分。这次计划工作务虚会开得很好，这样的会议多年没有开过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大家心情舒畅，看到希望了。
记者:全面整顿是1975年整顿的一大特点，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小平同志是怎样做的？
袁：7月4日，小平同志传达毛主席提出来的三项重要指示，着重强调目前最迫切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把经济搞上去。7月14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小平同志在会议上提出来：军队要整顿。当时张春桥也在场，小平同志讲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要张春桥讲一讲，张春桥满脸通红，说：我没有什么说的，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批评了“四人帮”。8月3日，小平同志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整顿》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整顿企业。
在整顿的同时，小平同志要国家计委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8月，国务院主持讨论这个文件初稿时，小平同志提出六条补充意见，文件由14条增加为20条。9、10月间印发征求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意见，得到普遍赞同。《工业二十条》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议的精神，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文件。这个文件从实际出发，针对林彪、江青等散布的破坏生产建设的许多谬论，提出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在讨论中强调了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企业里问题不少，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要注意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抓好产品质量，质量是一个大政策”。为起草《工业二十条》，我们专门把房维中同志从干校调回来，后来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赶紧把他送回干校，免得他受到批判。但是，后来《工业二十条》仍然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批邓的时候被作为批判的靶子。
8月底，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和生产组几位副组长商定，准备以计委的名义拿出一个整顿工交企业的文件来，生产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整顿企业几个问题的文件》（初稿）。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从9月初开始，我主持召开了工交口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会议，着手全面部署工交各部门的企业整顿工作，系统地讲了整顿企业的问题。随后，又分批利用各省市领导来京的机会，向各省、市、区作了部署。我们当时敢于抓管理，就是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无畏的精神，使受到破坏的企业管理逐渐恢复到正常。
记者：1975年的整顿后来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终止，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袁：毛主席对小平同志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小平同志在1975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的《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被江青诬陷为“全面复辟”。这是因为全面整顿必将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认为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小平同志对“文革”的态度与毛主席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相悖，毛主席当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清华大学刘冰同志委托小平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则是一触即发的导火线。加之，毛主席轻信了“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谗言和诬陷，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天，我们接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十多人，王洪文主持会议，小平同志作自我批评。小平同志讲得很有分寸，原则问题寸步不让，检讨了转了刘冰那封信。张春桥在那里自鸣得意，我感到心情沉重。没想到，这次会议竟成为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奏。当时正在紧张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上海等地方的造反派在会议上不断提出新问题，使会议散不了，从1975年11月一直开到1976年2月。没过几天，秋里同志心脏病发作到广州休息。我患重感冒，高烧39度，住进北京医院。只有谷牧同志在那儿顶着。决定批邓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张春桥主持的，会议传达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也就是主席对刘冰信的批评批示。
总理逝世时，我们是当天晚上才知道。第二天早上的计划会是我主持，开会时我宣布：请大家起立，默哀三分钟。我的话还没说完，吕东同志就呜呜地哭了，大家哭的很伤心。会后马力同志来找我，他说：老袁，咱们俩一起哭一场吧，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我们俩人坐在那儿哭了一阵子，哭过之后心里稍舒服些。当时工作很不顺心呐，哎！没有办法，那时就是这么个状况。计划会议结束时，先念同志去讲了话。先念同志讲话向来是一面骂娘一面说话，这次就是念稿子，不到10分钟，念完稿子就宣布散会。那时批邓还没有公开，参加会议的人就说，这里肯定有什么事情。
秋里同志病了以后，谷牧同志主持计委工作。政治局要听计委1976年的工作汇报，怎么办？谷牧同志的想法就是专门讲1976年的计划安排，在汇报里不写“批邓”的内容。最后还是感到“批邓”是毛主席讲的，计委汇报题纲里不讲肯定通不过，还是违心地应付几句为好，不使“四人帮”借机整计委。谷牧、我和顾秀莲三个人去向政治局汇报。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们还要在汇报时讲批邓，这怎么办？谷牧同志跟我交换了意见，还是觉得干脆硬着头皮念，因为稿子已发到人家手里了，你不念也不行。我们很简单的想这样“四人帮”就抓不住我们的把柄了，应该没什么话可说了，可是情况根本不是那样。张春桥和姚文元咬咬耳朵后，张春桥说：汇报太一般化，没有触及实质问题，这不行，汇报对1976年工作的安排没有完全体现中央的精神，要再考虑考虑。他这么一讲，江青、姚文元接连声称计委的汇报不行。王洪文说：看起来计委的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吴德出来打了个圆场，对我们说：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回去修改吧。那天，谷牧念汇报稿子，小平同志就在旁边坐着听。会后，谷牧同志向小平同志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当面批了您。小平同志毫不介意地说：不批也不行，不要说你们得批，谁都得批。
1976年4月，小平同志已经下台了。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业二十条》，这回又让“四人帮”抓着了。“四人帮”说：你们这个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呀，这不是邓小平复辟的翻版吗？文件不突出政治，就是业务加业务。纪登奎想为我们讲一句好话，说文件前面还有讲政治这一条，是国务院讨论时我提议加上的。江青马上指着纪登奎的鼻子说：你看过《聊斋》吗？那里面有个画皮，你就是那个给妖精画皮的人，给他梳洗打扮，给他画个美人的面孔。纪登奎立刻低下头，再也不敢说话了。这次会议基本上把《工业二十条》否定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党内正气遭到严重打击，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重又陷于混乱，工厂停工，交通堵塞，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挫折。
记者：1975年的整顿快过去30年了，您回忆这场惊心动魄的整顿工作，一定感触很深。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1975年的整顿工作？
袁：经过1975年整顿工作的许多同志都一致感到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计高一筹。同“四人帮”斗争，不畏强暴，多谋善断，带领我们从“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精神面貌为之大振。1975年成为我们工作最顺利的一年。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交企业经过整顿，已经或正在恢复元气。国民经济复苏回升，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钢产量增长13.1％，原煤增长16.7％，发电量增长16％，铁路货运量增长12.9％。
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工作，第一，抓重点、抓要害。像铁路、钢铁、电力、计划，这些都是重点，都是要害，他是抓住这些部门、抓住这些问题作为突破口。第二，抓领导班子。铁路是从解决领导班子开始，派万里同志下去，解决各个路局的领导班子问题。钢铁工业也是调整了冶金部领导班子，接着就是调整几个大钢厂的领导班子。第三，抓企业整顿。我看这是抓到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把企业搞乱了，经济才濒于崩溃，只有把企业整顿好了，经济才能够纳入正轨，才能正常发展。第四，提出全面整顿。第五，引进13套大化肥，这是一个重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了为发展农业打基础。当时农村情况也不是很好，比城市好一点，生产也是在下降，从战略上考虑，要发展农业，要在这些方面事先打下基础，所以引进13套大化肥，这是战略决策。
应该说，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开始的，引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是革旧体制的命，革习惯势力的命，革僵化思想的命，这肯定要遇到重重障碍。在这一点上，小平同志确实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大刀阔斧、锲而不舍进行工作。应该说，1975年的整顿，其作用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小平同志在那关键时刻的贡献。
企业改革的倡导者
记者：“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终于有可能甩开膀子干事业了，对国民经济的整顿也有可能全面开展了。在这个时期，小平同志对我国国民经济整顿和企业整顿与改革有什么新的考虑？
袁：要拨乱反正，要进行整顿，特别是要进行改革，必须彻底冲破极“左”思想的禁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坚定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就没有拨乱反正了，批驳了“两个凡是”，这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精神准备。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要重视法治，要加强法制建设。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领导关系包括企业里的党政领导关系，就要适应这个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企业里不光有生产建设任务，同时还有阶级斗争呢，所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工作重心转移了，特别是基层党委究竟如何工作？整个党政工作、党政关系、党政机构都要有新改革。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这篇讲话中提出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小平同志设想了很多办法，是董事长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小平同志当时的思想来说，还没有摆脱“什么领导下”的模式，可是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党政要分开。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责要分开。当时小平同志就批评那种“党不管党，以党代政”，大量的事务都放在党委的身上，最后把党的工作给削弱了。党委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而党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起来。所以，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引起不同的反响，一部分人赞同，说这是改革必由之路；一部分人不赞成，认为这样做可能削弱党的领导。1981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册要出版，怎么办？胡乔木请示小平同志，说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小平同志说好办，有不同意见就先把那一段圈掉，我没有放弃我的意见。后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乔木同志把小平同志这段讲话给大家介绍了。直到1986年7月1日重新发表了小平同志这段讲话，才给补充进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