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我与林基路相识在新疆学院
作者：赵 明
我于1938年9月19日搭乘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运送战斗机的汽车，由兰州到达迪化。这时迪化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会刚刚开完，正在开全疆运动大会。接下去要召开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满街都悬挂着鲜红的布标，上面用白粉写着：“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街头竖立着一座座松枝牌楼，上面横挂着大金字标语：“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庆祝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各族人民穿着整洁的民族服装，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街上，手里拿着彩旗，高呼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总之，抗战和新新疆建设的气氛非常浓烈，使人见了精神为之振奋。这和我刚刚经过的河西走廊，以及其他国统区那种冷冷清清、破破烂烂的凄凉景象，形成了强烈对比。
做了林基路的学生
我一到迪化，当晚就有一个我在北平读书时的老同学前来看我。他是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上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师范学院工作。他知道我来新疆是为着去苏联学习的。在问了内地的一些情况后，他径直地告诉我，现在第三期留苏学生已经回国，原打算派送的第四期留苏学生，为节省经费，政府决定不派送了。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接办了新疆学院。按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办学的精神和做法，把新疆学院办成了抗大第二，就地造就革命干部。进新疆学院比去苏联学习还好。接着他就以崇敬的心情谈起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来。话不太多，但却有力地在我心中刻画出一个青年革命家、新型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在我的要求下，他第二天就领我去见了林基路。
林基路头发稀疏，眉目清秀，看上去像个中年人(实际上只有22岁，比我只大三四岁)。老同学给我作了介绍。他和我握了一下手，拉过两把椅子，让我们坐下。他个子不怎么高，但身材很匀称、结实。他问起我的经历。我感到有点拘谨，结结巴巴地讲了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到过哪些地方，读过哪些书，以及思想变化的过程。他听后微露着笑容说：“你明天上午来，给你出个题目作篇文章。”
第二天上午，我去新疆学院。林基路拿过几张苏联进口的印有浅蓝色横格的小洋纸，对我说：“写吧，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入新疆学院?’”说完他就出去了。我想了一下，根据我读过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书所能理解到的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理论，写了一篇文章。
林基路回到办公室，我把写好的试卷交给他。他仔细阅读了一遍，赞许地点了点头，微笑着对我说：“开课时你就来吧!”
林基路是1938年3月接办新疆学院的。院长由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兼。孟不到校办公，只为学生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和政府政策课。一切校务都由林基路主持。当时全校设有教育一系、教育二系、政治二系，还有一个附属汉生高中班，一个附属维生高中班，一个临时培训刚回国的第三期留苏学生班，共有学生二三百人。林基路在人力、物力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在很短时期内就把新疆学院办成了一个培养革命和建设干部的基地。
在新疆学院学生中有汉、维、回、塔塔尔等多种民族，并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学生会，负责组织学生学习和文体活动，以及办理伙食、洗澡、采暖等工作；一个是反帝会新疆学院一分会，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社会活动。林基路通过这两个组织来领导整个学校工作，他启发、鼓励、指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批评。提倡各族学生互相交朋友。在库尔邦节时，他鼓励汉族同学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同学家中去拜年。甚至他的衣着也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穿黑色条绒上衣、条绒马裤、油皮靴，头戴鸭嘴呢帽。
马列主义真理的热情传播者
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疆学院就由北梁迁到了南梁。新校址是新疆老四师师部，一个破旧的营房。房舍破烂。球场低低洼洼，道路高低不平，下一点雨雪，就泥泞不堪。林基路就带领全校师生一齐动手，将校舍整饰一新。礼堂刷得粉白，四壁挂上红布标语，墙上钉着“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和“马恩列斯”革命领袖像。
林基路除了操持校务外，还亲自给各班系讲课。他给我们政治经济系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新政治学，实际讲的是论阶级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一门是社会构造论，讲的是唯物史观和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过程。
他站到讲台前，用带着浓重的广东台山口音的普通话，明晰地阐述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一两个难懂的名词，有时抄上几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警句。他讲的课结构严谨、重点明确、逻辑性强，没有一句废话，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他讲课语调中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非常有号召力。
林基路不但在课堂上讲授，还关心每个人的自学，进行个别指导和帮助。一天早上他到宿舍来检查自习。当时我正用中文本对照着看英文本的《列宁主义问题》。他来到我跟前问我：“你能用英文阅读吗?”我说：“一般文学作品还可以，社会科学我没读过，好多名词看不懂。”他语重心长地说：“多会一种外文，就能多掌握一种求知的工具。你在学习俄文时，不要把英文丢了，应该继续学。”然后他翻翻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的精装《列宁主义问题》说：“这是一本现代政治学，应该百读不厌。”过了不久，系主任祁天民从国际书店买了一本《莎士比亚选集》送给了我，也嘱咐我“不要把英文丢掉了，应该继续学”。
为贯彻抗大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同学们在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了解中国大事、世界大事，了解党对国内外问题的态度和方针政策，提高同学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林基路从每周教学时间里抽出半天，作为“抗战建国日”，请人讲时事政治。第一次“抗战建国日”，是由他自己开讲。他用对比的方法讲述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基路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不彻底性，指出它不给人民以政治民主权利，不改革政治机构，不改造军队，不改善人民生活，企图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样的纲领是不能指引全国人民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接着林基路热情洋溢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和具体内容。说明这个纲领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提出来的。这是指引我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只有完全按照这个纲领去做，反对与这个纲领背道而驰的一切错误方针和做法，才能战胜日寇，建设起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一二·九学生运动三周年到来了，全院师生举行了纪念大会。林基路知道我在北平读书时曾经参加过这次运动，便把我找去，要我在大会上作报告。我不习惯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很胆怯。他鼓励我，“不要怕，照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情形讲就是了!”我于是鼓起勇气来，结结巴巴地讲述了参加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游行的经过。讲了如何冲出有警察把守的校门，并沿途把其他学校的同学接应出来；讲了游行队伍如何冲过路边架着机关枪的西长安街，和游行大队汇合，跑步冲出将要关闭的前门城门，以及军队在五牌楼开枪，游行示威后全校罢课罢考的情景。没有前言，没有后语，没有分析，没有结论。林基路接着讲话。他愤怒地揭露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对日卑躬屈膝，对人民凶恶残暴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救亡图存的主张。他以炽烈的语言鼓舞大家要发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投降。
林基路善于抓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来推动工作。一天下午，林基路召开全院积极分子大会，学生会干部、班干部、反帝分会和反帝小组干部都参加了。林基路在会上作了一个不但在学院、就是在全新疆都产生很大影响的长篇报告——《论新工作作风》。这篇报告实际上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科学工作方法(组织和领导的方法)。
《论新的工作作风》一共讲了三个下午，一下子传开了，在迪化进步青年和军政学干部中成为中心话题。《新疆日报》特意约请林基路把报告整理出来，写成文章，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文章在全新疆引起了热烈反响，连盛世才都满口称赞，要求大家学习。
革命的威信，是权力摧毁不了的
林基路，一个青年革命家、新型教育家的形象，逐步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他从来没有对谁发过怒，但是人们都非常敬重他，连喊一声“林教务长”都感到亲切。他结实的中等身材，端正的古铜色面孔，深邃光亮的眼睛，简洁、准确而生动的语言，赤诚而炽烈的革命热情，给同学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林基路不但赢得了新疆学院同学们的心，而且也赢得了新疆各族革命青年的心。
一天下午，林基路临时召集全校同学集合，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以低沉的声调读道：“查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未经审批，擅自印发抗战歌本，违背三大政策，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本应驱逐出境，姑念该员工作尚有微劳，特从轻议处，着记大过一次。此谕。督办盛世才(盖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林基路在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上负责宣传工作时，在印发给代表们的“抗战歌曲集”扉页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相片，盛世才看到他的相片排在最后，心里感到不自在，便借词给予处分。所谓“三大政策”，指的是盛在1934年提出的“反帝、和平、建设”等三项内容。
林基路读完盛世才的手谕，为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说了声：“我接受政府的处分。”同学们摸不着头脑，回到宿舍，私下议论：“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在国际关系上，英美法资本主义国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三方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复杂、激烈。在国内，国共两党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制造各种磨擦。盛世才于1938年秋去苏联要求加入联共，被婉言谢绝；后来又表示要求加入中共，也未能如愿。他感到政治上无出路，于是从维持他个人的权位出发，开始由联共亲苏的进步立场，暗暗转到脚踏两只船，在国共两党斗争中，采取骑墙和观望态度。到1940年竟公开提出“三大政策政治集团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个独立政治集团”，明确表明了他的投机主义立场。尽管他这时还离不开苏联这个靠山，也不敢断然破坏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威信，使他感到嫉妒和恐惧。他虽然没有完全采取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却于1939年3月下令，将反帝会秘书长黄民孚调阿克苏任行政长，将林基路、李志梁、祁天民分别调到阿克苏、喀什、哈密任教育局长，将在迪化工作的其他共产党员也都调到南疆分配做行政和财税工作，以削减他们的影响。
一天下午，大雪刚刚下过，院中堆起一座座大雪堆。天还没有晴，林基路就把全校师生召集到礼堂来，他深情地把每个人都注视了一遍，然后宣布：“同学们!接到政府命令，调我到阿克苏教育局去工作，不久就要和同学们告别了!”
语音未落，全场立即响起一片哭泣声。他无法再说下去。从他微微颤动的眉尖眼角可以看出，他也同样激动。这一年的时间没有白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他看到一代青年在自己的精心培育下，已茁壮成长起来。
等同学们的情绪稍为平静后，他简单地回顾了一年多来的工作，讲了自己的不足之处，说出对同学们今后的期望。最后他说：“同学们，我们虽然暂时离别了，但是今后在新新疆建设的战线上，我们还会相会!”
散会时同学们一个个望着林基路，泪水仍在不停地流。回到宿舍，大家仰卧在床上，不住地唉声叹气，总是惴惴不安地怀着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
林基路在离校前，连着给我们上了几堂课，把未讲完的《社会构造论》讲完了。他以明确的语言，力求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刻印在我们脑中。他最后的结语是：“历史的前进运动，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由学生会主持，在“归化俱乐部”为林基路举办了欢送晚会。按照林基路自己提出的要求，放映了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
在离校的那一天，我用苏联玻璃板照相机，在校门前给林基路、祁天民、杨梅生和许亮四人合照了一张照片。此后，我坐牢，做地下工作，到解放区……，生活几经变故，都没有丢失这张珍贵的纪念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