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美国女作家与中国元帅的友情
作者：刘守华
除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以外，她的几部传世之作，写的都是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的革命斗争。如1932年撰写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完成的正面介绍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8年撰写的八路军抗战现场观察日记《中国的反击》，1943年回美国后撰写的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国的战歌》，以及在她死后6年（1956年）才得以出版的第一部经典性中国革命人物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等。
相识之初史沫特莱对朱德的英雄崇拜
1927年冬天，史沫特莱作出了到中国去的决定。她相信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摊牌不久就要发生，而中国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舞台，她计划作为特约记者在中国为《法兰克福报》和几家美国及印度的报刊工作。从美国到德国再到苏联，史沫特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928年12月穿越苏联满洲边境进入中国。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史沫特莱在采访中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她用英语向世界广播，以一个忠实的见证人身份介绍了事实真相。1937年1月，史沫特莱在丁玲的陪伴下来到了延安，当天晚上，便前往朱德的司令部。在此之前，史沫特莱曾经听到过对朱总司令的种种传言，想象中这位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但一见面，却出乎她的想象，这位总司令“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孔。要不是因为他穿着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做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被忽略过去”。“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像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第一次会面给史沫特莱极大的触动，就在与朱德谈话的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打定了要写一本朱德传记的主意，她希望朱德能够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她听，其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尽管朱德很谦逊地告诉这位美国女记者，“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但史沫特莱还是坚持原方案，并在1937年的3月，开始进入工作。
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在这里史沫特莱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欢快。与朱德将军的一次次交谈，让她得到了思想的启迪，领悟到深刻的道理。那一段日子她经常每星期用两三个晚上对朱德进行长时间的采访。总司令曾经在德国留学过几年，会讲一些德语，而女记者在中国多年也会讲些汉语，于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使用了一种中文、德文和英文交融的混合语，实在难以沟通时他们才求助于懂英文的同志。
持续的交谈并没有增强史沫特莱完成传记的信心，相反她有时还会感到困惑，因为朱德出身文盲家庭，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可以说在他40岁以前，社会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传记的撰写显然困难重重，但是史沫特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
当这份有关红军总司令生平记录的采访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朱德动身去了前线，史沫特莱也追随到了前线。她不仅要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情况，也希望尽可能在行动中对朱德进行观察。1937年10月，史沫特莱来到山西北部山区的朱德司令部，在以后的三个月里，她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直到1978年，朱德夫人康克清还清楚地记得史沫特莱是怎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工作的。那时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要见到朱德，他们之间发展起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当时曾传出流言，说他们必定有过某种韵事。据《史沫特莱传》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麦金农说，“除了史沫特莱的英雄崇拜以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支持此说的证据。相反方面的事实是，当时朱德年轻的妻子康克清经常在他的身边，而且在建国后，她在树立史沫特莱的形象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
其实对于史沫特莱来讲，朱德只是一位父亲式的人物。因为朱德本人是在农村的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史沫特莱对他的认同常常伴有痛苦的个人背景。当朱德充满深情地讲述自己辛劳一生的母亲时，这种苦难在史沫特莱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像她在《伟大的道路》中写到的那样：“朱将军用这种语调叙述当年情景的时候，我的笔时时不由得无法写下去。他便用惊疑的眼光望着我。‘有些时候’，我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曾给封建的地主打工，可是我母亲也是专替有钱人洗衣服，或是在假日中到他们的厨房干活。母亲也时常给孩子们偷带出点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每人尝一口。母亲的双手操作得多了，也几乎是黑的，头发也是在后颈挽个发髻，又黑，又蓬蓬松松的’……‘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他用粗哑的声音说完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
除了采访，史沫特莱还在日常生活中有意加深对采访对象各个侧面的了解。在延安时，她就常跟着总司令去抗大，听他讲课。总司令和学生们打篮球时，史沫特莱会在一旁助威。看电影碰到有趣情节时，她会和总司令一起随着观众哈哈大笑……战斗间隙，她还教总司令和八路军干部跳交谊舞。总司令当时有一本自己编成的歌曲小本，内有国际歌、军事规则歌、对敌宣传歌、怀念烈士歌等等，采访中，总司令有时会即兴唱起政治性很强的民歌，帮助史沫特莱加深理解讲述的内容。在山西期间，有一次史沫特莱向朱德请求上前线，被拒绝了。理由是：上前线要放枪而你是妇女。这句话激怒了脾气直率急躁的女记者，她冲总司令发火说：“我并不是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多少年后康克清仍然清楚地记得，史沫特莱一整天都撅着嘴，还抹了眼泪。 在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了解中，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更加融洽，结下的友谊也更加深厚，而这段友谊的成果，便是十几年后经过反复修订出版的近40万字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部有世界影响的著作。
创作之中史沫特莱与朱德的深厚友情
“二战”胜利不久，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在纽约州附近的庄园雅都开始了朱德传的撰写工作。不料此时美国的反共分子污蔑她是“苏联间谍”，对她进行诽谤和监视。联邦调查局的史沫特莱档案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对她进行调查所收集的“证据”。她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写作，为洗雪不白之冤进行坚决的斗争。史沫特莱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逼迫美国陆军当局宣布撤销对她的诬陷，她的创作工作又重新开始。
1946年7月，朱德通过信使给史沫特莱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有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中文传记资料，在信中他写到：“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该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包裹里还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一块延安工人手织的丝织披肩。史沫特莱的好友，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在《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一文中写道：“她将中国寄来的别针装饰在房间里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子中插着一些楠木枝。她告诉我这些楠木枝的来历，原来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幼时就是在楠木丛中度过一段光阴的。为了体验这种环境气氛，她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这些楠木枝，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她写作态度的细微和周到了。”
朱德在信中还表示他相信美国人民有能力推动他们的政府转移到支持中国“和平和民主”的方向上来，这一点给史沫特莱极大鼓舞。她从信中摘抄了一段话，印在新年的贺卡上，共印制了150张，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这封信增强了史沫特莱加速完成朱德传的信心，撰写工作很快进入尾声。当这部传记的书稿完成交到已签约的出版社时，又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出版社突然要求她对手稿作实质性修改，他们批评她大段大段地引用朱德本人的话，批评她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热烈同情的观点，他们要她加上反共内容，否则不同意出版。史沫特莱愤怒了，她征求好友埃德加·斯诺的意见，并决定与那家出版社断绝关系，希望依靠斯诺的帮助做编辑加工并寻找新的出版商。
1949年8月，史沫特莱的积蓄已基本用光，同时反共狂潮正席卷美国大地，她只能重新做出计划，离开美国，先到生活费用较低的欧洲居住，以完成她的著作，然后再从那里到中国去。史沫特莱悄悄带着手稿来到伦敦，居住在老友家中，继续修订朱德传，她希望一旦伦敦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就能马上到中国去。此时虽然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仍然把完成朱德传当作首要任务，常常把一天的主要时间都花在修改工作上。
195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日益恶化，只能靠喝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不肯中断修订朱德传的工作，她要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完善这本她一生中最重视的作品。那时她常给友人写便条，其中一张说：“我活着全靠一个希望——就是我能到中国去。”1950年4月28日，在她要做胃切除手术的前夕，她写给友人玛格丽特·斯洛斯一封信，详细说明如果她死了，她的版税和财物应该如何处理：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
我还在遗嘱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能设法一定做到吗？如果新的大使馆来了，可以将骨灰交给他们船运。我希望丧事尽可能从简。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经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这一天她除了在“手术志愿书”上签字外，还用书面说明《伟大的道路》的大部分手稿在她的箱子里，一部分在她写字台上，还有一部分在带到医院的黑色皮包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史沫特莱也没有忘记整理《伟大的道路》原稿。
1950年5月5日下午，史沫特莱做了手术，第二天，这位世界闻名的战地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就不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最后写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写道（没有注明日期，大约是在1949年末或1950年初——作者注）：“我已经知道新中国政府成立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了。我活到亲眼看到我的最大愿望实现了……假如有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档案再现史沫特莱对朱德的无限信赖
短暂的一生，史沫特莱为了自己的信念，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位享誉国际的女作家生前所形成的档案资料也就散落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之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印度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英国伦敦的公务档案处、哥本哈根的德特·孔格里格图书馆、中国的历史博物馆、鲁迅博物馆等地都可以找到史沫特莱活动过的足迹。她的母校坦佩师范学校（现已改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还在大学档案处建立了史沫特莱专门档案。笔者在最近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也发现了涉及史沫特莱临终前一些事项的档案。材料虽然不多，但从这一张张尘封多年的故纸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寻到这位美国女作家与中国的情缘以及与朱德元帅深厚而真挚的革命友情。
解密档案116-00110-03（1）、116-00031-01（1）案卷显示：1950年5月12日史沫特莱的好友斯诺和白尔登等电告朱德：诸友好拟于5月18日举行史沫特莱追悼会。5月16日，朱德复电：“致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电：中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不幸逝世，特致深切之哀悼。朱德 五月十六日”1950年10月，史沫特莱的骨灰及衣箱离开英国通过货船运抵中国。1951年5月16日，中国驻德国使团就史沫特莱在德国德底兹出版社之版权、版费如何接收问题电告外交部：“德底兹出版社请使团转告朱总司令，该社接获史沫特莱死前来信称，她在该社之版权及版费交朱总司令。现在有六万余东德马克，今后每年约有十万余马克，版权如何接收，版费如何处理，请示。”接到电文后，外交部直接向朱总司令报告并请求指示。经与史沫特莱的好友丁玲和时任文委副主任的沈雁冰协商，外交部经过初步研究，认为版费可用于中德友好活动，版权可由驻德新华分社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外交部办公厅将这两条意见呈报朱总司令，得到朱德同志的批复：“此件是文委主办的，请与文委商议，与史沫特莱有关即可行。”外交部随后电告德国使团团长姬鹏飞：“5月16日电悉，史沫特莱在德底兹出版社之版费可用于中德友好活动，版权可由住德新华社分社指定专人管理，上述意见已经朱总司令同意，特复。”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推迟到1955年才以日译本初版问世。很快英文版以及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各种译本都相继和广大读者见面。但这本以人民功臣朱德元帅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却一直到1979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这本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被称为描述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不仅为世界政治史学者和军事史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而且也吸引了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普通读者。史沫特莱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朱总司令处理。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碑，朱德总司令在墓碑上亲笔书写了金色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