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郑伯克、华岗在昆明
作者：李 凌
1941年初，原任中共川康特委常委的郑伯克走进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接受党给他的新任务：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周恩来、董必武、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和钱瑛等同志都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他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及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合法化、社会化、职业化)的精神，指示郑伯克到昆明后要以西南联大为重点，搞好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不久，国民党统治区一片白色恐怖。此前，在党的领导下，西南联大“群社”等进步组织，开展救亡宣传活动，影响巨大。“皖南事变”后，联大的党员和部分已暴露的进步群众共一百多人奉命撤退到农村工作或教书，隐蔽起来，原来党组织的成员已很难找到。其他机关和地区的党组织也有类似情况。
郑伯克到昆明后，竭尽全力，联系上组织关系的党员不多，所幸有一部分党员考进西南联大，有一部分原来撤退的党员陆续回校复学，这样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南方局又派来侯方岳和刘清，他们二人和郑伯克组成云南省工委。郑任书记负责全面。
1942年后，郑伯克和马识途等接上了组织关系，次年在联大重新建立了党支部，马识途为书记，齐亮、何功楷(何志运)分任委员。在省工委领导下，党支部组织党员和进步同学学习党的文件和白区工作方针，以及“三勤”、“三化”的精神，并贯彻执行。首先是学好功课和有关的专业知识，为国储才，也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良好印象；同时组织各种合法的社团，以满足广大同学多种不同的兴趣，如壁报社、歌咏队、剧社、美术社、体育会、同乡会、级会、班会、系会等等，还组织多个秘密的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在这些社团活动中，党组织要求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为群众服务，因此获得同学们的好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1944年5月3日晚，在党支书马识途的授意下，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纪念五四座谈会，由历史系学生李晓(李曦沐)主持。在会上，周炳琳教授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他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闻一多教授回忆了在五四时，他用工笔抄写岳飞的《满江红》贴在清华饭厅以激励爱国感情的情景；张奚若教授在发言中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作了比较，认为五四是一次思想革命，它的价值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教授提出要打破我们所受到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束缚。座谈会是在联大最大的教室举行的，坐满了几百人，有的只能站在窗外。学生们慷慨激昂，纷纷发言，表达对时局的忧虑和对民主的渴望，几年以来校园内的沉郁空气一扫而空。
第二天五四，联大的民主墙上贴出《文艺》、《生活》、《现实》等二十多个壁报，还组织了各种文艺、体育活动，整个校园群情振奋。晚上，文艺社原准备举行文艺讲演会，由于参加的人太多，只好改在5月8日晚上举行，由中文系学生齐亮任主席，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杨振声等教授分别作了有关五四和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参加者有三千多人，除联大同学外，其他大中学的学生和市民也参加了。
皖南事变以后，联大的学生自治会被三青团分子把持。1944年秋，学生自治会改选，进步同学和三青团分子进行竞选，由于党员和进步同学多数都品学兼优，平时又积极努力为同学办事，竞选的结果，选出学生自治会理事17人，监事3人，全是党员和进步同学，内常务理事3人，齐亮、程法、陈定侯。齐亮抓总，并负责和各校联系，不久，齐亮当选为昆明学联主席。
团结各界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
1944年9月，南方局通知郑伯克去重庆汇报工作，董必武和王若飞听汇报后对云南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对发动群众和做好统战工作和农村工作给予了指示。
在这期间，董老介绍郑伯克认识了华岗，说：“华岗在昆明，仅限你同他联系，他的工作，其他人不得过问。”
其实在1943年，华岗曾奉命代表中共中央到昆明，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地下党员孙仲宇将消息告诉郑伯克。郑考虑自己是做地下工作的，而华岗则是做公开的统战工作，在没有接到南方局的通知前，按照组织原则，不能和他直接联系，只能暗地保护他的工作和安全。为了华岗的安全，郑伯克请地下党员孙仲宇、刘浩等帮助华岗两次搬家，搬到比较隐藏的住处，郑伯克还要他们支持华岗的工作。
华岗对龙云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龙云同意在他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所属的交通大队内设立与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南方局还派来了报务员杨才负责电台工作。
龙云的政治态度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44年西南联大举办五四纪念活动，党支部决定召开座谈会的消息被何应钦获悉。何对龙说：“只要牺牲几个警察，就可以把这些活动镇压下去。”意下是派国民党特务杀几个警察，给学生栽脏，然后进行武力镇压。龙云说：“这件小事嘛，交给兄弟去办，一定不会发生问题。”龙云把事情接过去，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行动，何应钦也不便再插手。同年在昆明举行双十节形势讲演会，由华岗与民盟云南支部商量后，向龙云提出并征得他的同意。这次讲演会原定在云南大学的体育场举行，后龙云获悉，国民党特务要破坏会场，建议改在城内昆华女中体育场召开，并通知宪兵加以保护。会议由闻一多、李公朴主持，张奚若、楚图南、吴晗、罗隆基等都讲了话，要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大会正在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又来捣乱，龙云的宪兵队及时赶来，把特务抓起来，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1944年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参加民主宪政活动的号召，郑伯克和华岗商量，由华岗通过在民盟工作的云大教授周新民等以民盟昆明支部的名义，发起成立 “宪政研究会”，争取到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的支持，有张奚若、夏康农等地方知名人士四十多人参加。他们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呼吁民主，发表《我们在宪政前的要求》，组织昆明学术界座谈会，在联大等地举行宪政问题十讲，发表《对目前民主问题的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还发起对目前政治问题的请求的签名运动，要求立即实现允许党派合法存在，由褚辅成、梅贻琦带头签名。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日，郑伯克、华岗经省工委决定，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以激起云南人民继承和发扬反对窃国大盗的爱国、民主的护国精神，并以此事团结各界人士，争取地方实力派。
大会以民盟名义负责组织，用“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名义召开，经过周密研究和准备，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于12月25日召开，参加者不但有大中学生、市民，还有护国元老、滇军军官、公务员和各界人士共约六千多人。潘光旦教授主持大会，闻一多、吴晗也相继发言，大家痛斥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当代袁世凯、蒋介石和国民党残暴的独裁统治。大会通过《宣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会后数千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龙云派出警察，对重庆说这是监视，实为保护。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苏联准备对日开战，眼看着盟军在欧洲战场即将胜利，而我们国内战场却连连失利，国民党的腐败充分暴露。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治、改组政府的建议。国民党政府予以拒绝。
3月8日，华岗、郑伯克决定公开响应中共改组政府的主张。华岗通过周新民、李文宜、楚图南、闻一多、吴晗等，由民盟和各界共同发表要求“改组一党专政的政府”的运动。妇女界、文化界、西南联大学生都发表了宣言，后者影响尤为巨大。联大历史系学生李晓(李曦沐)起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简称《国是宣言》)，写道：“历史在前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我们西南联大的二千五百同学，实在不能安于缄默，不能不以血泪的呼声，喊出我们对国是的意见”。并提出六项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所有爱国政治犯；没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成立联合统帅部；根绝党化教育；加强与盟国合作。经过全体同学激烈的辩论，最后以联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在社会上发表，并在昆明《民主周刊》刊登。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学生也发表了对国是的意见。为了扩大影响，我们的秘密印刷厂连夜赶印了几万份《国是宣言》，通过各种渠道寄给全国各兄弟院校，他们也起来响应，纷纷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在全国造成极大的声势，追源溯本，这是和华岗的动议分不开的。
1945年4月23日起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华岗、郑伯克立即以行动拥护“七大”的号召。郑伯克通过省工委及联大、云大等校的党组织系统，华岗则与民盟和龙云通气，取得龙云的默许。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校联合举行“五四纪念活动”。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5日，天天都有大型的活动：科学报告会、音乐晚会、诗歌朗诵会、体育竞赛等，曾昭抡、闻一多、吴晗、冯友兰、李广田、卞之琳和民盟的领导人楚图南等都参加了活动。光未然朗诵了新诗《民主在欧洲旅行》，闻一多朗诵了解放区诗人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活动参加者都有数千人甚至近万人(昆明当时只有30万人口)。
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华岗在昆明期间，曾多次与龙云交谈，向龙云介绍形势及解放区情况，建议他设法沟通川康与西南等地方实力派如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联系，这些建议对龙云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解放战争后期，邓、刘都相继起义)。
华岗还建议龙云在昆明开设《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新华日报》社派来彭少彭，带来朱德给龙云的亲笔信。龙云看了以后当即表示：“《新华日报》是蒋委员长批准发行的，既然可以在重庆公开发行，当然也可以在昆明公开发行。”重庆航空邮寄来的《新华日报》在昆明很受欢迎，最多时每天销售三千多份，在营业处还销售《群众》周刊和民盟的《民主周刊》等进步书刊，中共的影响日益扩大。经过华岗的工作，龙云经常把《新华日报》和延安出版的刊物介绍给身边的高级官员看，特别是《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丑恶嘴脸，受到龙云和云南的高级官员们的赞赏。
通过华岗等同志的工作，龙云对云南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45年6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多次非法捕人，郑伯克和华岗通过统战关系，由地方治安联席会议出面，向国民党驻军提出抗议，并向龙云请示。龙云通知各地警备部队，严禁任意捕人，如有此类事发生，唯该市县政府是问。从1944年起，我党发动的每次的大规模民主活动，都由华岗事前与龙云通气，得到龙的默许或支持。
蒋介石派到云南的刘健群、何应钦经常开出黑名单，要龙云捕人，龙云总是口头应付，不采取实际行动。特务们要求龙云镇压学生，龙云却说：“学生都是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妥，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要追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几句话逼得特务们无话可说，更不敢采取行动。
由于华岗和民盟等同志的工作，龙云正式申请加入民盟。1944年底，龙云宴请楚图南、闻一多等人，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入盟后，龙云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但在政治上支持民盟，经济上也给予援助，并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等等。
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
华岗来昆明，化名林少侯，在云大社会学系任教授。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除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外，还对国内外问题、重大学术问题，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国历史的演变》等作专题讲演，旁征博引，吸引了云大、联大的许多同学前来听讲。
华岗创立和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有时泛舟滇池，有时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的竹林里，参加的有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唐筱萱、李公朴、辛志超、冯素陶等。研究会两周开一次，每次一个主题，由一位与会者先作有关的学术报告，然后大家讨论。政治和时事报告则主要由华岗介绍《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区情况。吴晗在会上的发言《论贪污》、《说士》、《贪污史的一章》，以及闻一多的发言《兽·人·鬼》，都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来学习党的文件多起来了，内容有《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和《新华日报》等。据冯素陶在《怀吴晗悼华岗》一文中回忆说：研究会“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大抵前期偏重学术系统，后期偏重社会活动。华岗同志是一个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研究会同仁在理论上和思想上都有很多收获，其中以吴晗、闻一多两人接受的影响特别显著”。“这个学术讨论会，实质上可以说是党所领导的、当时昆明知识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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