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参战
作者：章百家
根据苏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华军事顾问已达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从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来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有三百多人，而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加上志愿飞行员等总数大约有五千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各类学员大约有九万人。
1938年至1941年间，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但苏联顾问的建议很少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完全接受。
在1938年夏秋举行的武汉战役中，刚刚来华的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发现中国军队采用的是落后的被动防御，于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积极的防御的计划。可惜这个计划只是在消极防御失利后才被部分采纳，未能起到多少作用。
1941年夏秋，中国军队发动了反攻宜昌的作战。在发动反击之前，苏联总顾问崔可夫用了三个星期时间深入前线作实地考察，最后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定了作战计划并报蒋介石批准。然而，在战役进行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下令停止进攻，结果是前功尽弃，宜昌得而复失。
唯一的例外是紧接反攻宜昌展开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次中国军事当局完全接受了苏联顾问制定的作战方案，使日军遭到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了南进的企图。
总的来看，苏联军事顾问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之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尽管蒋介石从未像信任德国人那样信任苏联人。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苏联顾问十分注意工作方法。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苏联顾问深知蒋介石和他的将领缺乏进攻勇气，但并不当面指责，而是耐心说服，争取他们的支持。长沙会战告捷后，苏联顾问立即退到幕后，“仿佛不存在一样”。当蒋介石兴致勃勃地邀请所有在华军事使团团长同他一起乘专机飞往长沙视察战场时，崔可夫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了蒋的邀请，并命令所有的苏联顾问不得参加这次“检阅”，为的是让蒋介石及其将领独享全部胜利的荣誉。正如一位在华苏联顾问所说，“经验表明，顾问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外交家”。
苏联在援华过程中谨慎地避免触及中国内政中的敏感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将全部援助都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据说，援华初期，苏联曾考虑赠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些武器。无论有无此事，蒋介石对此极其敏感。他曾几次致电在莫斯科的杨杰和孙科，要求他们对任何“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必须“严词拒绝，切勿赞同”。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十分现实的。在崔可夫来华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是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则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
斯大林的战略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苏战争，而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促请苏联参战。为此，国民政府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蒋介石本人也曾两次急迫地要求苏联出兵。
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间。当时，淞沪会战正处在僵持之中，而九国公约组织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冲突。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询问苏联的参会方针，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是“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间”。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杨杰、张冲，就中方请求苏联参战问题作出郑重答复。他说：“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两周以后，蒋介石又亲自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出兵，“给中国以生存的帮助”，“挽救东亚危局”。自然，这一呼吁毫无作用。
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当年7月，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一带发生冲突。8月，中日军队在武汉地区展开了另一场大会战。此时，蒋介石再次向苏联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问题，实际是借此敦促苏联尽快出兵。9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说，只有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苏联才能参加对日作战：（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国或美国参战反对日本；（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反对日本。这实际是明确拒绝了蒋的要求。
很难说蒋介石究竟对苏联出兵抱着多大期望，但在困境之中他肯定对此难以割舍，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此后，1939年5月至9月，苏、日军队在满蒙边境诺门坎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蒋介石再次燃起了苏联参战的希望。但是，这次更大规模的冲突最终也和平解决了。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苏关系迅速趋于冷淡。1月，中国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出面干预，并以停止援助来向蒋介石施压。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无意北进之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已无暇东顾。
苏联军事援华的结束
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这可以看作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标志。此时，中美已经结盟，蒋介石也不再打算继续邀请苏联顾问来华。事实上，仍有一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留在中国，直至1944年5月由于新疆问题引起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才将他们全部召回。
作为中苏关系上的重要一幕，这段历史有不少值得人们玩味之处：
当时，中苏之间的合作是以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但合作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权宜之计。鉴于以往第一次合作的教训，新的合作有明确的限度，合作双方都谨慎地提防对方损害自己更根本的利益，蒋介石担心苏联会借机干预中国内政，而斯大林则担心中国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因此，中苏合作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基本限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尽可能不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
就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言，斯大林相当慷慨，他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及时的、大量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认为，苏联在1938年至1940年间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与美国后来在1942年至1944年间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大致相当，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而且国民政府得到这些援助也未像后来获取美国援助那样颇费周折。
中苏之间的这次合作，对苏联来说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外来的巨大援助。斯大林的精明体现在他对援华目标的把握上，他的目标明确而有限，就是要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当苏联免除了日本进攻的顾虑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也就结束了。此后，苏联淡出中国。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也由此重新获得了在中国的影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