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的真相
作者：魏龙泉
《印象记》与《西行漫记》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是很多人关心的。现根据《印象记》的策划和出版人，现旅居旧金山的王福时老人提供的回忆和保存的资料，作一简要介绍，以便使读者了解《印象记》出版的真相。
《印象记》于1937年4月抗日战争前夕在北平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秘密出版发行，参与翻译工作的有王福时、郭达、李放、李华春，约300页，印5000册。文章有：斯诺写的：毛施（斯）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韩蔚尔写的：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史沫特莱写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附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还配发照片34幅；歌曲10首，以及长征路线图。
从出版时间来说，《印象记》的确是抢先了一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于1937年7月完稿，英国戈兰茨出版社（Golanez）于同年10月出版，比中文版面世要晚六个月。胡愈之以上海复社名义出版的《西行漫记》于1938年4月出版，《印象记》比它早11个月。斯诺在《今日红色中国》序言中也说，《印象记》是英文版出版之前的译本。《印象记》实际上只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57节中的13节，加上不见于《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其它文字，也仅占《印象记》一书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为史沫特莱、韩蔚尔、廉臣等人的文章，以及图片和歌曲。《印象记》与《西行漫记》内容主要不同之处是：
一、《印象记》首次发表毛主席和斯诺多次谈话的全部内容，包括：1936年7月15日在保安谈外交问题；同年7月16日在保安谈抗日战争；7月18日在保安谈内政问题；7月19日在保安谈土地政策和教育；7月23日在保安谈第三国际、苏联和外蒙古问题；9月23日在保安谈联合战线。以上几次谈话内容，只有7月16日的谈话见于《红星照耀中国》。直到1968年美国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时，才刊出其余谈话的摘要。据说斯诺也曾将这些谈话内容的一部分，交给上海《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
二、《印象记》以《红党与西北》为标题，发表了斯诺于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所作的长篇报告，约占32页，这是斯诺从陕北回来最重要的一次公开讲演。据海伦·斯诺1985年8月给王福时的信上说，这次报告会由当时北平的男士论坛主办，参加会议的有310人，报告对听众产生很大影响，其中有来访的传教士和外交使团人员，其重要性与成功致使我们认为斯诺的每句话都可视为关于西北的“圣经”。海伦·斯诺1937年1月26日给兰德尔的信中还说，那次会议主席是英国使馆老顽固阿斯普兰博士，会后他声称，如他们（指红党）真如所说的行事，则对他而言，红党任何时候都可进军北平。斯诺那一时期除奋笔赶写从陕北红区回来的第一手报导外，还举办过多次报告会，放映电影，举办图片展示以及记者招待会等，如由燕大新闻系主持在北京饭店的报告会，在美国记者谢伟思家中用一个晚上谈西北见闻，在美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及在扶轮社作的一次报告会等。在北平华语学校对一批传教士作报告时，听众非常激动，纷纷要求将斯诺报告印发传播。由此可见，大家对斯诺从陕北带回的红区信息十分关切。
三、《印象记》首次发表了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占50页，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陈云同志写的。他假托一名随红军长征的被俘国民党军医，记录下长征的足迹，内容包括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5月抵达四川西部离开为止，一路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历时八个月，文章描述沿途所见所闻，多次战役和突围，翻山涉水，夜行军与急行军，强渡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举凡官兵作风，军事形势，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军民关系，以及目睹行军中的毛主席、周恩来和其它一些红军领袖，都绘声绘色，说得十分有趣，是介绍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随军西行见闻录》取自巴黎《救国时报》所属的《全民月刊》，发表时还不知道廉臣是陈云用的假名，1983年王福时在悉尼看到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才弄清这回事。索氏称赞陈云的文章是关于长征最有价值的文献，他是根据1959年俄文版《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引文，才参考陈云的文章。陈云的文章弥补了《印象记》中“长征”一章四节的不足。
四、《印象记》发表《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文，副标题是《毛泽东与某外国记者谈话》，并未指明是哪一位外国记者，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均未收入这篇报导，解放后的《毛泽东选集》也未见收入。这篇谈话涉及1937年2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2月2日发生的西安枪杀王以哲事件，毛主席对西安事变作了澄清和透澈分析，提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具体建议和作出的让步，并预言对日作战之不可免。此文十分重要，毛主席托人带一份给斯诺，并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同史茉得列（史沫特莱）的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传，我们都感谢你的。”《印象记》抢先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发表此文，无疑为随后不久奔赴抗日前线的广大民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印象记》收录了美国记者诺尔曼·韩蔚尔（Norman Hauwell）发表在《亚西亚》杂志上的三篇文章：《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和《在中国红区里》，着重谈四川红四方面军和苏区的情况，作者自称曾到苏区实地调查三个月，并参考《国闻周报》有关的文章，对红军的实力、苏区的建立、土地政策和税收等作了调查报告，是了解四川红区很重要的一条消息渠道。
六、《印象记》发表斯诺从陕北带回来的34张照片，是从大量照片中精心挑选出的一部分，而且是独家首次刊登。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只有16幅照片。照片之中，有一张是毛主席戴红星八角帽的，后来“文革”时期曾广泛流行，很受大家喜爱。
34幅照片大多配有斯诺夫妇撰写的文字说明，生动而富有情趣，也是其它出版物所未见的，例如：毛主席戴红星帽的照片，题为：苏维埃的巨人，说明文：他是红党的最高领袖，1934年被举为苏维埃主席，他的性格颇似林肯，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主精神和对弱者的同情心。……毛自奉甚简，衣食住皆与士兵同，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军事天才不次于其政治经验也。徐特立的照片说明文字为：跨越三个时代，老当益壮。红军战士的照片，题为：唱歌与战斗。说明文字：歌唱是红军的习惯，这是一部分红军大学生正在引吭高歌，虽然他们生活很苦，但每个人都是一派快乐的样子。红军网球队员照片，说明文字：“匪”也能玩网球，这是世界上没有听到过的吧，他们显然很快乐。一组“工作、游戏、读书”三幅照片，说明文字：在所有苏维埃的俱乐部里，工人、学生、士兵和普通农民都可以获得书籍、报纸和杂志阅读，“红军”用各种方法将白区的书报“走私”，因此他们对国际和国内事情非常熟悉。
七、首次发表毛主席的长征诗和10首红军歌曲。长征诗后来出现在《西行漫记》“长征”一章的结尾，而10首红军歌曲却未见斯诺收入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些在解放后也几乎失传。这10首歌曲包括：中国人民大联合歌、红军抗日先锋进行曲、红军歌、儿童团歌、新送大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央红军远征歌、渡金沙江、入川歌。
陕北红军流行唱革命歌曲给斯诺很深的印象，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节标题就是“他们唱得太多了”。斯诺对此还讲了一段笑话，有一次集会，群众起哄要这位外国记者独唱，使他完全举止失措，他除了会狐步舞、爵士舞和国歌以外，什么都不会，甚至连“马赛曲”也忘了，在他们反复要求的极端困境中，最后他唱了“飞行木棒的人”，幸而大家都很客气，才使他下了台。
每首歌曲的歌词都很优美，反映红军的战斗和生活，记录下红军走过的曲折道路，例如给人印象很深的“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从1934年10月红军远征出发的：“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到1935年9月，“九月进入潘州城，陕甘支队向北行，突破渭河拉子口，打了步兵打骑兵”，到最后结尾，“二万里远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抗日讨逆救中国”，每个月四句，构成长征英雄的史诗。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曾全文刊载10首歌曲，但三联书店和新华出版社的《伟大的道路》未予译载。直到新华出版社后来再版，文中提到邓颖超在一次集会上领唱这首歌，可是歌词不全，找到了王福时查阅他保存的《印象记》，才得到完整的歌词。
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为出版《印象记》，王福时等人确实颇费一番思考和周折。书名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避开用斯诺这一很显眼的名字，用“西北印象记”，而不用“红区”或“陕北”，也没有用斯诺的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者用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避开了北平。这种不事张扬的用心，既保护了著译者，也便于地下发行。书的封面选用一张统一战线舞的照片，旨在突出这本书的主题，正如照片的说明文字，“它的意义是动员全中国人民抗日”。书后的长征路线图，为了更清楚准确，由康德一在王福时家中将斯诺带回的地图粘在窗户玻璃上，通过阳光照射把图描下来，印成黑红两色。王福时陪斯诺夫人访问延安回来途中，有一段与肖克将军同行，他称赞这张地图不错。在设计方面，出版者将34幅照片和10首红军歌曲穿插在各篇相关文章之间或结尾，以增强文章的主题内容。
正是日寇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危急时刻，《印象记》抢先出版，加上后来上海又出版《西行漫记》，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迅速在海内外传播，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关注。许多人不怕国民党镇压和查禁，改头换面在地下印刷发行。译者之一李放回忆说，1939年他离开天津南下途中，看到《印象记》几种不同版本。解放后，王福时在几家图书馆查到三种版本，一本为西安翻印，署名陕西人民出版社，两本为上海出版，其中一本是上海解放前夕以群众图书公司名义翻印。近来报载江西发现的一本不知出自何处。1985年12月上海出版的《出版史料》刊登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发现有两种《印象记》，一本书名为《外国记者印象记》，另一本书名《红星下的西北》，都由丁丑编译社出版，显然是为了隐蔽，改换了书名。禁书中其它还有作者为斯诺的《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西北新社会》等多种，可能也都与《印象记》的斯诺著作有关。
《印象记》，通过斯诺等外国记者客观公正的报导，披露了举世无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揭穿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是“流寇”的谎言；正确阐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目的和实质；及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英明主张。正如海伦·斯诺前几年给王福时的信中所说：“你出版的斯诺一书，当时在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印象记》和《西行漫记》的出版发行，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热血青年，他们满怀希望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曾说：“当年的年轻读者今天与我重逢时，很多已成为中国的第二级或第三级领导人了。”一位在中新社工作的同志去年给王福时写信，回忆当年在上海上中学时读《印象记》对他产生的影响。
《印象记》能在短短两个月内突击出版，主要是由于大家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海伦·斯诺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就认识到不能浪费一秒钟，后来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生死攸关。”他们将写完和未发表的书稿提供给王福时，斯诺忙着写完一部分就立即交稿，海伦·斯诺则忙于整理笔记，打印原稿，冲洗照片，并在照片上写说明文字。参与翻译的王福时、斯诺的秘书郭达、《外交月报》工作人员李放也是争分夺秒，边翻译边送印刷厂，进行一校到三校，另一位译者李华春兼跑事务，照片的制版是拿到虎坊桥一家商店做的，整个印装由《外交月报》印刷厂进行，负责人为王钟羽。还因为《外交月报》是王福时的父亲王卓然主持，所以很安全。工人知道这是一本重要的书，积极性很高，日夜赶工，如期顺利完成出版。海伦·斯诺后来谈到这本书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美中合作”。王福时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中美友谊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