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作者：沈 容
文化部的整风从批判夏衍和陈荒煤开始。这次批判实际上是要批周扬，奇怪的是从批夏衍、陈荒煤开始；更奇怪的是这个批判又要叫周扬来领导。周扬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主管文艺，夏衍很多事都向周扬请示。周扬来领导这场批判，我们都感到他自己也十分紧张。
在电影局，最紧张的是制片处，因为夏、陈二人管电影最多，制片处又是了解情况最多的处。在制片处，人们的目光又集中在覃珍和我身上。
这次批判先在各局开小组会，任务主要是揭发，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全部的大会批判。每当开小组会，我和覃珍就如坐针毡。大家看着我们，等我们揭发，而我们实在揭不出什么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夏、陈究竟错在哪里。有一位不懂业务、整人却很内行的副局长直截了当地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揭发?弄得我和覃珍连排队买饭时，也觉得好像所有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到了晚上，我们两人就在一起商量哪些可以揭发，偶尔想到一两句话，似乎可以揭发，就记下来。这样好不容易拼凑了三四条，然后分工：明天你揭这一条，后天我揭那一条。我们不能把辛辛苦苦想出来的几条一下子拿出来，否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所以，批判夏、陈，好像在批判我和覃珍。那一阵我们两人的日子真不好过。
副部长李琦有一天跑到电影局来说：你们注意，重点是30年代。我们问他，30年代是什么事?他也说不出来。这个重点，我们就更抓不住了。
不久，覃珍被借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她也在文艺处)要覃珍到北京图书馆去借夏衍20年代写的剧本，并帮她一起看。覃珍晚上带一些回来给我看。我看了一本夏衍写的《芳草天涯》。这是一本写小知识分子想革命，又不坚决的剧本。覃珍说胡乔木对这个剧本曾经有一个评语：“欲崭马谡，挥泪踯躅”。意思是说夏衍想批判知识分子革命不坚决，但是又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同情。我和覃珍商量，这个剧本也许可以批一批，因为它同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批判稿，由我在全部大会上发言。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夏公写这剧本时的时代背景，只按解放后的标准，特别是按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来批判。这是我对夏公欠下的一笔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曾多次去夏公家看望他。他对老朋友、老部下总在卧室里接见，只是一些不常去的客人才在客厅里请坐。我记得他的床上总是整齐地铺着兰条条的床单，靠窗有两个小沙发和一张茶桌，窗台上堆满了书。夏公坐在小沙发上，小保姆总忘不了抱一只大黄猫塞在夏公怀里，或放在床上。猫是夏公的宠物。夏公说猫好，他母亲是很喜欢猫的。我几次想起我在文化部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想向他道歉。但是，当我看到他在“文革”中受伤后装的假脚，我就不忍心再提往事。那时，夏公虽然不出门，但是对国内外大事仍然了如指掌。我们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就是没提过电影。
那次文化部整风后，我离开了文化部，调到设在广东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电影，经过那次整风，以及以后的“文革”，直到粉碎“四人帮”，只剩下三部影片可以上演，人称“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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