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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的最初反应
作者：沈志华
毛泽东说：批评斯大林改善了各国党的形势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指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
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有不满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长春市干部中还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材料，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放空炮”的架势，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毛泽东没有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
最后，关于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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