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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告别巴黎
作者：白小乐
难忘的峥嵘岁月
由于国外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留学生们没有搞运动，没有搞“四大”，没有出现像国内那样混乱的局面。
然而，国外毕竟不是避风港。以驻法旅法人员为例，从“文革”开始，就不断有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对留学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情，即司马文森和胡明从法国回国后，一个被打成“黑作家”，一个被打成“黑帮分子”，在多次遭到批斗后，被迫害致死。这两人的突然遭遇，一扫留学生中的祥和气氛与青春活力，代之而来的是心理的恐惧、郁闷与忧虑。
为了排除来自国内的政治干扰和影响，保持正常的学习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党委比平时更加关心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馆党委多次强调：“对国内‘文革’方面的材料要坚持正面学习，具体做法‘要内外有别’；国外不能搞‘四大’，不能搞‘串连’；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要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反映。”
1966年下半年，国内出现了所谓“资反路线”问题，即要不要派工作组领导大学的“文革”运动，在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主张派工作组的一方被说成“压制群众”，执行“资反路线”。这股风传到了巴黎，6月21日有个别同学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将一份小字报贴到了使馆办公楼，指责使馆党委压制学生。在部分同学中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6月22日，黄镇大使给我们作了一个生动的报告。他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例，特别是外事工作的事例，向我们阐述内外有别、安全保密、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花不少的钱把你们送到这里，是要你们学好法语，以便将来担任更重要的革命工作。目前，国内别的任务无论多大，用不着你们操心，你们也不必操心！各级学生组织密切配合使馆党委的工作，多次开会进行分析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大家一致认为，对同学中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做好谈心互助工作。
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同学们的关系，7月3日，黄镇和夫人朱霖，以及各位参赞和使馆工作人员，率领留学生到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游览。黄镇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同学们说：你们想念父母，我们想念儿女，咱们一起玩玩。你们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一样，我们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女一样。在游览过程中，他还向大家详细地介绍凡尔赛宫里鲜为人知的故事内容。这次活动后，部分同学的偏激情绪得到了很大缓解。
然而国内的电台和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如火如荼的“文革”斗争，法国的一些媒体也不停地转播“文革”中的火爆场面，特别是8月以后天安门广场空前热闹情景，在同学中极有感召力。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园区平静了一个多月后，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10月的一天，使馆突然来电话，要求部队派出的学员立即到使馆开会，听传达国内发来的重要指示。当时所说的“国内指示”是一个特定概念，一般是指周恩来的指示，有时也指毛泽东的指示。
国内的指示是：“在国外不能搞运动。”传达完指示后，黄镇用很长时间向与会人员讲述中国近代革命史。他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我们，加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并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要求与会人员起带头作用。我们都表了态，并且按照要求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在当时国内大环境下，再好的指示也难以贯彻始终。在国内学生进行全国“大串连”的影响下，12月下旬，国外留学生的情绪达到了高峰。巴黎地区的部分留法学生以全体留法同学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发出致敬信和一面亲手绣制的锦旗，以表达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无限忠诚。由于这件事在当时有很重的政治分量，尽管同学中有不同看法，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使馆党委和学生组织也表示赞同和支持，并且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
致敬信发出后，部分同学的情绪更难降温，同学之间不时发生小的争论。最困难的工作，当属有的同学的父母或亲属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是学生干部谈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驱车赶到留学生住地，宣布国内调全体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通知。这个通知是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向驻外使领馆发出的，通知说：“1965年出国的休学半年，1964年出国的一般应提前毕业。”
奇异的回国准备
黄镇大使传达完上述通知后，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片欢呼声。在短暂地激动过后，同学们隐约地感到前途并不乐观。似乎有和四十多年前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时同样的伤感。只是时代不同，原因也相差甚远罢了。
1月24日清晨，我们首批回国的六十多人，在戴高乐机场登机。我们回国的准备工作出现了一些奇异的事情。
其一、我们没有与巴黎告别。
法国是被世人称为讲究礼仪的浪漫国度，首都巴黎有世界花都的美誉。欧洲大陆的风情，西方大都会的景观，对于初到巴黎的外国游客具有新鲜感和魅力，中国留学生也不例外。回国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同学建议，留点时间让大家浏览一下巴黎的市容，作为象征意义的告别。
然而，这样的请求没有被允许，理由是“时间紧，来不及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搪塞之词，实际上是怕我们惹政治麻烦。不仅如此，连我们与之朝夕相处的学校老师和朋友告别的机会也没有。我们与这些人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曾给过我们真诚的帮助、多方面理解和美好的友谊。
其二、物质准备“一尘不染”。
按照要求，我们必须对在国外购买的所有“洋货”进行认真清理，用中国习惯的说法叫做“一尘不染”。在一般人看来，出国人员虽然不能都“发洋财”，在国外几年带回点纪念品和小礼物之类的东西，总在情理之中。“文革”前后人们熟悉的带几大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几大件的具体内容也不同罢了。然而，我们的情况则不同，大家回国前不是忙于采购，而是忙于清理已有的带“洋”字符的东西。
首先，我们将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一律交公（使馆），个人不得保存分文。有几个同学想留两个法郎做纪念，最后还是被三番五次地动员后，都上交了；其次，是清理服装。我们穿的西装，本来是出国前在国内订做的，为了避免产生误解，许多同学把西装改成了不伦不类的中山装；最后，是全面清理“洋货”。我们在法国买的东西，凡有标记的一律上交或销毁。总之，要坚决、干净、全面、彻底地进行清理，不得留任何死角。
那么，我们回国到底穿什么好呢？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大家都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劳保商场买来最便宜的化纤便装，将上面的商标除去。这种服装在巴黎，只有干粗活脏活的人们工作时才会穿的。无怪乎有人见我们穿这类服装，戏说：“这哪像留学生啊！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这种情况，与我们出国前要求的“服装整洁”,“有中国人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三、政治书籍随身携带。
当时国内最流行的是《毛主席语录》，我们随时拿在手中；还有毛主席文章的一些单行本，随身携带；部队派出的学员多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是出国前解放军总政治部赠送的，由于有特别的纪念意义，我们也携带身边；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的一些名著，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但是，最抢眼、数量最多的还是那些宣传“文革”意义和事件的大套文章。
这种只选择政治书籍的要求和做法，更增加了大家对回国后的恐惧和不安情绪，许多人感到心慌意乱。
其四、业务用品被“打入冷宫”。
这里所说的业务用品，主要包括使用过的课本、字典、参考书、学习资料等，此外还有课堂笔记、整理的各种材料、写的学习体会、日记等，其数量之多，每人足足能装一大箱子。使馆为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大帆布包装袋，将上述材料统统一包了之，交由使馆通过海运发回国内。这个大包装袋像魔术师的道具一样，平时觉得东西多得无处放，可是实际一装都能吃得下。大家高兴地一边装一边说：“这东西真神，亏得有这个好东西！”
不知是因为海运时间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回国后半年，大包装袋还没有运到，有些同学无法再等下去。首先是那些进修生，到北京后都回到了原单位；其次是部队派出的学员，大部分被军队领导机关调回;只有那些没有别的去处的同学在北京友谊宾馆耐心地等待着。
我回到部队后，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省份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未忘我的那些业务学习书籍、课堂笔记和精心写的日记等,多次向有关部门和北京的同学联系，每次得到的都是令我失望的消息。我的那些东西经历了怎样颠沛流离的命运，最后又去向何方，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
红场事件的是与非
1967年1月24日，第一批奉调回国的巴黎地区的留学生一行65人到达莫斯科，同时到达的还有留芬兰学生4人，预计26日乘车回国。25日这天没事，同学们提出想去参拜列宁、斯大林墓。大家把想法反映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他们答应与苏方进行联系。
中国驻苏使馆同苏方联系也比较顺利，双方都在积极地进行准备。同学们准备的是花圈、挽联等参拜物品，苏联警方则在列宁墓周围埋伏下大批军警，并在红场上安排了数量众多的便衣特务。1月25日12点45分，由使馆工作人员带路，69名学生乘车出发，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到达目的地。同学们在苏方警察的引导下，秩序井然地来到列宁墓旁边的观礼台下，排好队准备举行悼念仪式。
在举行悼念仪式的过程中，为一些小的细节问题产生了不快。特别是同学们宣读两段毛泽东主席语录时，埋伏的数百名军警和便衣特务蜂拥而至，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中国学生三十多人受伤，9人受重伤，4人伤势极为严重。霎那间，庄严、肃穆的列宁墓前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中国学生跌落的眼镜，甩掉的鞋帽，扯破的衣服，女同学的乌发，以及身上头上佩戴的饰物，还有渗透在白皑皑雪地里的斑斑血迹。
这次事件的背景和性质粗略说来有两点：其一，事件的根源是高度紧张的中苏关系。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966年10月苏联政府强令中国政府调回全部留苏学生，1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置两国关系于“剑拔弩张”状态。其二，事件和国内的“文革”没有关系。早在“文革”之前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1965年中国留苏生同亚、非、拉国家的学生一起，举行“抗美援越”示威游行，苏联军警实施镇压，中国学生血洒莫斯科街头。我们回国前夕，参拜巴黎著名的拉雪兹墓地的英灵们也唱歌和读语录，法国警察并没有顾及这类小事。
同学们读语录是沿袭国内的流行做法，因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显然反应太过分了。苏方大肆发动舆论攻势，并连夜在列宁墓周围赶制两米多高的围墙，说中国学生破坏列宁墓。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苏联外交部召见中国使馆负责人，无理提出中断双方过境协议。中国学生归国途中，苏方派军用飞机散发反华传单，在车站用高音喇叭播放反华口号。
红场事件发生后，中国各族人民、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驻外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同仇敌忾，愤怒声讨苏联当局制造的血腥暴行。
周总理和我们心连心
1月26日上午，部分受轻伤的同学从莫斯科乘车回国。在列车上我们听到最鼓舞人心的声音，周恩来、陈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给我们的慰问电。虽然列车上声音噪杂，具体内容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祖国支持我们，大家欢呼雀跃起来。
1月31日晚，越过中蒙边境进入二连浩特市，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真是国内国外两重天，我们都感动得哭了。2月1日、2日两天，所有在红场受伤的同学全部到达北京。陈毅和各界群众代表，分别到车站和机场迎接。转瞬间，我们这些被苏联当局和西方媒体称为“暴徒”的人又成了抗暴英雄。当时的流行叫法为“反修战士”或“反修红卫兵”。
我们刚回到北京，就发生了一次难忘的冲突。具体情况是这样：我们本来在巴黎准备了回国后的粗装，但是大家都没有穿。原因是穿那样的服装参拜列宁涉嫌失敬，再则莫斯科天气也实在寒冷，身体受不了。所以大家穿着中山装和大衣，一直到了北京。下车后，热情的北航人将我们接到本校安置，满院子的欢迎口号使我们赏心悦目。
第二天起床后，风云突变，欢迎我们的大标语变成批判我们的了。我记得有这么几条：“反修反修，越反越修！”“反修战士，修正主义苗子！”“留学制度，修正主义温床！”等等。我们宿舍门口还贴着一张大“海报”，内容为该校红旗战斗队总部“勒令”我们晚上8点在小礼堂参加辩论会。
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们是服装惹了麻烦。我们的清一色的好料服装，太不合时宜了。连陈毅同志迎接我们穿的都是棉布军大衣，头戴棉军帽，从远处望去好像进城的老农民。
晚上，我们准时到了会场。对方的政治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服气，有几个同学站出来说理、解释，根本没人听。大会开得乱糟糟的。后来他们十几个人或数十人围攻我们一个。激烈的口水战一直进行到深夜，侥幸还没有动手。
这次辩论会很快传到周总理那里，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派来两辆大客车，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友谊宾馆（即外国专家局招待所），前后总计在北航呆了三天。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周总理还特地从海军仓库调来棉军服，发给我们每人一套。
我们到友谊宾馆不久，我国派往各国的留学生也陆续来到这里。总理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更在政治上关心我们。对于我们如何参加“文革”，作出了指示。我记得大意是说，可以到大学里看看，要多看多思考，不要表态；大字报可以写，只限内部张贴（即在友谊宾馆北楼会议室），不要上街；搞大批判要跟着中央走，中央没表态的不能乱批，乱批会打乱中央的部署。由于我们回国后原来的组织系统散了架，这些指示只能通过群众的相互传递，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基本精神不会错。
我们回国之后，苏联当局继续组织反华活动。他们派暴徒劫走中国使馆的新闻橱窗，打伤中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连续数日在中国使馆门前举行反华群众大会，甚至闯入中国使馆胡闹，使我工作人员无法办公；他们掐断我使馆的对外联络线路，派警察堵截同我使馆往来的人员，连春节招待会这样的重大活动也无法进行。
为了回击苏联当局的反华挑衅，2月1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10万人大会。主题是“欢迎反修战士胜利归来，抗议苏修的血腥暴行！”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陈毅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谴责苏联当局制造反华暴行，高度赞扬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精神，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67年是造反派进行夺权的一年，也是周总理工作最困难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将留学生的事情放在心上。1967年末，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后，打算重派部分留学生出国学习。1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亲切接见大家，并给予热情鼓励。这大概是“文革”中重新启动教育工作最早的尝试。可惜当时国内外条件尚不成熟，这件好事欲为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