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重评“文化报事件”
作者：张毓茂
历史渊源与社会背景
“文化报事件”决非偶然发生，决不能把它从历史长河中割裂出来，孤立地就事论事。单以文化领域而论，如果从“五四”算起，“文化报事件”之前，“五四”时期发生过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内耗”；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时，鲁迅、茅盾被创造社等党员作家的“围剿”；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再次被攻击，胡风甚至被诬为“内奸”，巴金则“无异于托派”；等等。“文化报事件”之后，直至建国后的三十余年，又有“武训传”的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冤案；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直到“史无前例”的民族劫难“文化大革命”。这些失误尽管表现形式、规模、特点不同，但都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社会现实，使得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形成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顽固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胜利是划时代的，人们至今为之欢欣鼓舞。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当然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主义和小农意识的渗透和侵蚀，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旗帜下，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渗透”和“侵蚀”。
对一系列历史失误的总背景做了大体上的扫描之后，再集中审视“文化报事件”显然就比较清晰了。首先，“文化报事件”无疑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恶果，而宗派主义正是封建行帮意识和小农狭隘观念相结合的产物。郭沫若在总结创造社和鲁迅纠纷的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那是“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说他们在纠纷中不过充当了“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鲁迅也批判了“国防文学”派同志们的宗派主义，说他们简直是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延安整风时也对宗派主义痛加挞伐，但这个封建主义毒瘤，始终没有彻底地从革命肌体上根除。当时，萧军及其《文化报》在哈尔滨的作为，不管有多少缺点，但确是以赤子的热诚，如醉如痴地投入工作，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激情感人至深。如果从革命大局着想，萧军及《文化报》的工作不正是有利于调动千军万马吗?而被宗派主义情绪左右了的《生活报》，却惟恐萧军争夺了群众，出尽了风头，计较历史的恩怨，硬是把萧军视为王通一类的骗子，骂他“沽名钓誉”，“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进而罗织政治罪名，把萧军彻底整垮。
其次，封建主义渗透在文化领域中的突出表现，是文化专制主义。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是极端缺乏民主意识的。凡是不合自己口味或者具有个性特点的事物，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他们自己则以卫道者的姿态显现。他们自以为是卫马列主义之道，实则仍然是封建主义卫士。《生活报》就曾以反胡适的名义，大唱林琴南的赞歌，说“林琴南鬼诛胡适”。实际上胡适与林琴南的斗争，胡适是进步的，林琴南作《荆生》《妖梦》一类小说，煽动北洋军阀镇压新文化运动，是对革命文学的反扑。萧军的《文化报》则相反，大声疾呼开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针对《生活报》的上述失误，引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证，批评“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造成党内的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秩序”。萧军对革命队伍中这种封建主义遗毒，深恶痛绝，斥之为“小秦始皇主义”。因而《文化报》与《生活报》的冲突，反映出的是民主的科学的意识和渗透在革命队伍中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激烈交锋。
其三，中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是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作为劳动者，勤劳勇敢，艰苦朴素；但他们又是小私有者，落后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使他们具有愚昧、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他们对于科学文化无知，对于知识分子，既自卑又猜疑，不尊重，不信任，本能地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浓重阴影也投入到现代革命运动中，历次“左”的失误中，都包含有小农意识的消极作用。当年给《文化报》定罪的所谓根据，什么“各色帝国主义”就是影射“赤色帝国主义”，就是反苏，今天看来，固然十分可笑，但为什么一经指控，众人喊打，遂成铁案？这里边正是以小农意识对知识分子那传统的猜忌心理作为根据的。而也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存在，在“文化报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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