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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旁落：“文革”中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作者：余焕椿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发泄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该报设置陷井：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策划"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的讲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几个部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夺权"：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的大字报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大字报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多达十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相反，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等在报社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占了上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等人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要夺权"，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六·一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