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忆师哲
作者：李海文
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近三十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
师哲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一生，为什么会与众不同？
随着我与他交往越深，对他越了解，才渐渐找到答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的性格有关，更主要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15年的经历有关。20岁到35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学习知识欲望强烈，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年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这就是民主、平等、开放。
他具有独特的视角，这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18年的经历有关。1938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194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七大，准备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他参加延安整风，在中央社会部、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等职务。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这18年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
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1月师哲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他拿到火车票，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15年，对苏联的特点有较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在中苏关系蜜月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1990年、1991年就是恰当的时机，真是天助人也。
师哲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建国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外语学院的前身）。中央编译局的任务是编辑、翻译马列著作，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革前印了几十本，没有出全）、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共39卷，到1963年出齐。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帽子，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像他这样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在党内甚少，就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找不出几个。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是他坚持自己看法坚实的基础。
师哲20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他有过辉煌，也下过地狱，经历丰富多彩，大起大落，命运多舛。从1959年起受审查，后下放到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进秦城监狱，狱号：6601，是1966年关到秦城监狱的第一个人。1975年出狱后流放到陕西扶风，1980年才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1982年作了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任顾问。坐牢、受审查、流放共19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1986年患中风，行动不便。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但是都没有将他打倒，他永远乐观、积极。
1980年，师哲回到北京不久，出席宦乡召开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为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做准备，为报告的国际部分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直言不讳，提出：“苏联不是修正主义。”一语惊四座。他不在乎人们惊异的目光，侃侃而谈，理由充分，难以驳倒。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没有改善，对苏联仍然沿用“苏修”的称呼。即使主持人内心认为他讲得很对，也不能违背中央决定，从此会议再没有开过。会后，宦乡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师哲直抒己见，讲了一天，将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只批评苏联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没有涉及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再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师哲锐气不减当年。有人说他骄傲，有人说他固执，有人说他坚持原则，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仍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在他暮年之际，口述、出版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译成日文。俄国、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研究中国外交史、关注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学者登门请教，各国记者采访，络绎不绝。他的观点、史料广为史学界接受。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中，很少有人如师哲一样，曾同如此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因而他本人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
1986年师哲将他的回忆录草稿交给我。由于我全力以赴写作《周恩来年谱》（1898－1949）和参加《周恩来传》（1898－1949）的写作工作，直至1988年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当时我任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工作繁忙，整理工作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断断
续续进行。我作为整理者，采访师哲三十多次，历经三四年的时间成文，几经波折，于1991年12月出版。
师哲于1998年8月病逝。他的回忆录成为历史文献，不能更改。为了弥补回忆录的不足，将我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写的《一波三折：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过程——兼论周恩来、斯大林1950年10月会谈内容》一文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