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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兰》与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

作者:博 玫




  《紫罗兰》是一份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期刊,创刊于1925年12月,停刊于1930年6月,共出刊四卷96号。它既承续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传统的血脉,又根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上升期中的现代化土壤,出刊期间始终流行,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
  一份期刊生命力的长久与杂志主编自身的个性气质和编辑理念是无法分割的。《紫罗兰》主编周瘦鹃,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期刊界极负盛名的名编辑,在他的编辑理念中,不仅融会了通俗文学期刊编辑理念的共性特征,而且贯通着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生经历、情感创伤等因素交织而成的个性气质。
  
  “为百姓办刊”的编辑风格
  
  周瘦鹃的文学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五幕剧本《爱之花》。据他自己回忆,是在16岁时从书摊上购得杂志《浙江潮》,读见其中一篇记述法国某将军的恋爱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连夜动笔,将它改编成剧本,寄给《小说月报》后发表,发表后还被春柳社改编为话剧上演,颇受欢迎。这对于出身寒门的周瘦鹃是莫大的鼓励,从此一发不可收。“我那五十年的笔墨生涯,就在那一年上扎下了根”,此后不仅从事职业创作,还从事职业编辑的生涯。
  周瘦鹃原籍江苏吴县,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江宽号”内河轮上的会计,在周瘦鹃6岁时一病身亡,家中毫无恒产,留下四个子女,全靠其母为人缝纫衣物,勉强维持生计,将他们抚养成人。穷苦的生活境遇使得周瘦鹃自小懂得发奋读书,由私塾、小学、中学,都由于成绩优异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他在上海民生中学提前毕业,因为成绩优秀留校做老师,教授过英文。平民的出身、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人生价值观、初涉文坛的成功,使得周瘦鹃步入了职业文人的队伍,致力于小说创作和期刊编辑的生涯。从1920年4月1日接任《申报》副刊《自由谈》始,先后还编辑过《申报》副刊《春秋》及《礼拜六》等12份期刊。
  由于出身清寒,使得周瘦鹃只得走向市场出售才华,将自我的才情通过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形式,转化为生存的依靠,由此与商业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也因为他清苦的出身,使得他编辑的杂志中含有更多人间的温情,贴近都市中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都市最底层百姓的痛难,在杂志中都留下了比较有价值的记载。
  《半月》中登载的部分毕倚红的作品尤为突出,他的《北里婴儿》写了一位妓女身受多重压迫的悲惨故事,正如作者所说:“那事实也算得是残酷极点”。《吃饭的第一天》写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阿宝到主人家做丫鬟第一天的生活,打扇子、划火柴、被少爷打、被主人骂……一直拖到夜里三点才上床睡觉。阿宝回到她的床上,躺下来细细地想着这一天的历史,又抚摩着左手指上被火柴灼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阿宝不觉流下了两点又小、又热、又酸、又涩的眼泪,叹气道:“唉!今天是开始吃人家饭的第一天呢!”
  《紫兰花片》是周瘦鹃最珍爱的个人小杂志,杂志所载均是他个人的译、著,涉及的生活内容很广,最为感人的是老百姓的故事。《西门的街上》是《紫兰花片》每期必有的一图一话的插页,它通过图画的形式,反映了老上海西门一带的一些日常生活景象,以更为直观的形式讲述平民百姓自己的故事和社会世态,如第一期中的图画是:一个疯了的青年男子,向他父亲(洋铁匠老板)要回死去的妻子,画面通过其父的对话,和路人的旁白,道出事件原委的可能性:一为其妻是被其父害死,二为其父害其妻用的是最恶劣的乱伦手段扒灰;第三期的画面,记录了一个买过时日历穿竹布大长衫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这样的画面,即便不用文字赘述,其深蕴的内涵仍然令人深思。小说《贫与富》描写了平民生活的苦难艰辛,和烈日下贫富两个阶层人极端不平等的生活景况,尤其是周瘦鹃在描写白髯如雪的老翁与其未成年的小小孙,为谋生只能在烈日下推大车卖苦力,最后累倒渴死在富人家门口时,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紫兰花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小说《老伶工》,作品表面上是劝诫孝道之作,但是由于作者与主人公感同身世的人生感触,无形中将自己的感怀完全渗透在字里行间,读来感人至深。这篇小说据说是依据事实加工构思而成,写老伶工靠卖唱养活自己的儿子媳妇,最终病倒孤苦伶仃,故事的结尾写得十分动人:在雪夜,他倒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唱着他生平得意之作,“把他的心做弦,把他的灵魂做鼓板,一时全神贯注高唱入云,他要唱给自己听,他要唱给上天听,这当儿夜已深了万籁俱寂,单有他一个人的歌声荡满在天地之间……唉!可怜的老伶工,他的心血呕尽了,他的歌声从此绝响了”。作者写到这里,几乎将靠卖唱为生的老伶工的身世与卖文为生的自我身世,融为一体了,因而读来尤其感人。
  
  纵深演绎的“紫罗兰情结”
  
  创办于1922年的《紫兰花片》是周瘦鹃的一份纯属私人的袖珍(64开)型期刊,其中所有的内容和写作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内容上包括译作、小说、杂谈、随笔、戏剧甚至科学发明,每期均有近三十篇作品,仅从这一份杂志每期的作品数量来看,就可以感觉到周瘦鹃文字劳作的辛苦了。他曾在一篇随笔《节劳》中,专谈过于劳累不宜身体的问题,并且列举了美国铁路大王的累死、美国煤油大王由于过分劳累(每天工作18小时)最终得了胃病等等事例,劝诫“青年事情不可不做,却又不可不节劳”,“年少保重身体,不宜太过劳累,宜节劳”,这样的话,表面谈的是道理,其实却是自我辛劳最直接的倾吐,所以文中的末端周氏自道:“我虽劝人节劳,但我实是一个最不节劳的人,唉!”这一个“唉!”字道出了他文字生涯所有的艰辛。范烟桥在谈周瘦鹃时描述过这样的一段话:“瘦鹃现任申报馆、大东书局、先施乐园日报社等处编辑,每天治事十四小时,凌晨起来,一直深夜方得回家,虽遇星期,亦无休息,瘦鹃不以为苦。”在这里,范烟桥仅仅记录了周瘦鹃繁忙的编辑事务,其实在编辑之余周瘦鹃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成为当时鸳鸯蝴蝶派“五虎上将”中的“哀情巨子”,如此繁重的文字生涯应该是“苦”不堪言的,我想“瘦鹃不以为苦”的真实含义,还是来自他心灵深处萦绕一生的“紫罗兰情结”。
  “紫罗兰”是周瘦鹃一生最珍爱的花卉,甚至成为了他审美理念的象征物。“紫罗兰”是西洋种的茎叶类花卉植物,清香典雅,西方男女青年通常用来表达爱情,如同勿忘我花、玫瑰花。但是在周瘦鹃的情感世界里,这样的象征远远超出了爱情花的意义。原因主要来自于周瘦鹃年轻时一段“刻骨铭心”的失恋史,婚姻之约由于女方家长的嫌贫爱富惨遭毁弃,他挚爱的恋人英文名字就叫“紫罗兰”(violet)。周瘦鹃的失恋史作为人生经验中的缺失性体验,长久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和人生。他的“哀情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热恋男女均以生离死别而告终,男女主人公的身上永远都有他俩的影子,抨击封建的婚姻制度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他本人也不讳言“我之于紫罗兰,不用讳言,自有一段影事,刻骨铭心,达四十年之久,还是忘不了。……我往年所有的作品中,不论是散文、小说、诗词,几乎有一半儿都嵌着紫罗兰的影子”。
  这段罗曼史演绎出的“紫罗兰情结”,随着周瘦鹃个人奋斗、自我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不断成功,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商业世界的推进,时尚文化的解构和商品逻辑的运作,由最初初恋痛逝的爱情悲剧转变为有着幸福结局的喜剧,由1911年周氏哀情小说的主调,转而成为1919年富有着现代性和西方观念的情人花的神秘化身,并且在1922年,直接与商业文化交汇,整合出交际花的封面女郎“紫罗兰娘”,最后于1925年正式确定为杂志和文学作品的商标,一发而不可收。
  “紫罗兰情结”至此完全与周瘦鹃的人生追求融为一体,他将他的文集命名为《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庵小品》、《紫兰小谱》等等,他编辑的刊物命名为《紫罗兰》、《紫兰花片》,他在苏州的家,命名为“紫兰小筑”,他的书房命名为“紫罗兰庵”。
  
  “日常生活”审美经验
  
  周瘦鹃编辑的期刊《紫罗兰》,表面看杂志仅仅只是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创作的平面展示,不同于新文学急风暴雨、摧枯拉朽式的意识形态革命,或者传统文人头破血流的负隅顽抗。但是生活政治的无声润物在杂志中却体现出无比的力量,使得读者不自觉地喜欢和全身心地靠近。
  《玉笑珠香》是包天笑刊登在《紫罗兰》上的长篇连载小说,小说通过车行金老爷一家日常生活演绎了20至30年代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细节,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享受,并通过细节的具体描绘,将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世象生动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小说中有一节详细地介绍了晚红楼餐馆里女傧特设的“化妆间”:
  四面都有大玻璃,一色是白色的器具,冬有热气夏有冷气,电灯通明花香馥郁……花露水香水等等一应俱全。倘若是对镜理发,关于发上的膏沐香露,以及象牙之刷玳瑁之梳也都很讲究,凡是年轻的女人往往不能离开脂粉的,它那里关于脂粉之类设备也很完美,它第一考究的是粉,这都是法国巴黎出品,什么红兰白芍之类芬芳细腻,足使妇女界颜色增美而不露出敷粉痕迹,近来中国上等妇女对于化妆品也进步得多,即就以粉而论,中国从前所制造女子敷面的粉,全是把一种铅粉制造,那种铅粉据说本质就有了毒,那女人敷粉的时候和一些水满面的一涂,把脸上的毛细孔都被它拥塞了,因此那脸就生了不少的小粒子,中国人称之为粉痣,这种粉痣仅仅两粒没什么大碍,多了就讨厌了,原来那些小粒子的粉痣,过几天就是一粒小黑点,粉痣越多小黑点也越多,就变成雀斑了……可是那些贵族的女子最喜欢用法国巴黎的粉,他们说法国巴黎的粉要数全世界第一了,那晚红楼餐馆中来者当然都是高等女子,所以他们的化妆间里所备的都是高等化妆品。
  日常生活的叙事是周瘦鹃《紫罗兰》编辑的主要风格,“紫罗兰情结”的审美实质使得杂志偏向于女性定位的格调,成为一份女性时尚杂志。
  日常生活的情理和逻辑,通常是通俗作家文学创作的主要原材料,这样的创作内容很易导致创作的模式化,或者陈词滥调的语言生产令人生腻。这一类创作与新文学启蒙传统下知识分子式的关注重心、叙述思想立场的创作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不具备新文学质疑和反抗现存社会秩序和文学模式的性质,有时还对现存的秩序和模式一味地加固和重复验证。
  然而有趣的是,当这些日常叙述的多元内容,比如《紫罗兰》文学创作中对充满被女性蚕食城市的恐惧、侦探故事、笔记小说中旧式文人的独自叨絮,以及银箫生虚无缠绵的情爱故事等等被乖张地同时呈现在《紫罗兰》上时,却在无意中形成了另一种情形:这些文学情节的古怪拼贴,居然使读者在日常表面的叙述背后,感受着突如其来的不安和“震惊体验”,这样的震惊往往穿刺现实的表面,洞见遮蔽于表面之下的某种意义,甚至进一步瓦解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秩序与规则,使得依靠这些秩序规则的人们张皇失措于日常生活中,质疑并产生深刻的解构性。
  这或许正是《紫罗兰》作品创作与新文学创作的“同质异构”的意义所在吧。
  《紫罗兰》编辑视觉不仅利用文学作品,还通过紫罗兰画报、广告、图片(风景摄影、名画、扇面、名人、明星照片、时尚封面美人、私人日常小照)等手段,同样以“商品”和“日常”为切入口,全面叙述1925~1930上海多元裂痕的本土性现代化、沪上商业文化和民众生活状态。
  这种多元化展示的编辑风格,存在于《紫罗兰》的“时尚叙事”中,表面上似乎展示出无逻辑的状态,实际上却是以“时尚叙事”为内在逻辑的编辑理念。这样的理念既符合商业文化的操作,又适应通俗时尚期刊的读者市场,更顺应现代社会多元的文化生存状态。
  由纯粹的“紫罗兰情结”演绎而成的周瘦鹃编辑理念,由此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时尚叙事”风格,“文化的商品性、日常的生活政治、时尚的现代性”,成为《紫罗兰》编辑方针中最有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