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为领袖毛泽东送行
作者：傅学正
在哭声中为有关首长传达中央急电
大家出了值班室，相互议论，外交、边境都没有听到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出“一级战备”的原因。我从前一天晚上胡副总长的电话联想起7月6日晚,陈锡联同志在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召开的,驻京大单位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消息后，讲了毛主席病重的情况，要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出的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我不敢说，更不愿意让悲痛的事发生。
大约在上午十时许，厅值班室接胡炜主任的指示，通知三总部、国防科委、海军、空军、炮兵、二炮、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防化兵、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北京军区等单位的领导人，立即去西山会议厅开会，不得请假。主管军委会务的处长、秘书立即驱车前往西山会议厅做服务工作。这时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待一项紧急任务，让我立即去给军委的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党中央的急电。我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金副主任忙说：“现在电台尚未广播宣布，还得保密。”
我数了数人数，军委五个顾问，罗瑞卿在外地，大军区有三位首长来京，共七个人。我让值班秘书帮助通知七位首长，中央有急电，不要外出，在家等候听传达。我立即要了车，一家一家的跑。先去东城南小街兰州军区刘志坚政委家。他已接到电话，在家等我。他把我让进屋里，没有寒暄的话，我拿出电报就念。电文很短，总共有百十来字，当我念到毛主席于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时，他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步，问我还有多少？让我接着念。出了刘政委家到了京西宾馆，给两位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读电报，他们都极度悲痛地流泪。离开京西宾馆去了翠微路谭政顾问家，老人家情绪很激动，像似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念到毛主席逝世时，他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我吓坏了，赶紧喊医生、叫秘书。医生跑过来，给他吸氧气、吃药。大约过了20分钟，他醒过来，要我把电报念完。老人家不停地叹气、流泪。接着我又去了万寿路李聚奎顾问、西山李志民顾问家，最后到了西城华家寺陈再道顾问家。他们都很悲痛。
向七位首长传达完中央电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中午没顾上吃饭，也不觉得饿。司机见我去一家哭一家，问我出了什么大事？我说按保密规定，你不该问，我也不该说。可我又想现在就要广播了，于是告诉他毛主席去世了。司机一听，啊的一声哭了。哭着怎么开车呀！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休息了半小时，回到机关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值班室开着电视机，全处人员正在收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京逝世。从9日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全国各地机场、火车站、码头、驻外使领馆一律下半旗志哀。
参加为毛主席治丧的工作班子
听完广播，胡炜副总长找我，让我提名五六个同志和他一起去参加为毛主席治丧的工作班子。我提出王成恩、葛楚民、黄元刚、丛有贵、魏斯晴五人，胡表示同意，让我征求处长的意见后通知本人。经与中央组织部联系，要我们于10日上午去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报到。
10日上午9时我们到了江苏厅，见到曾在一起办丧事时的老朋友，也看到了不少的新面孔。大约10时，领导同志宣布吊唁组的组成。这个组的领导层除曾为周总理、朱委员长办丧事时的胡炜、周家鼎（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宇光（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外，增加了工、青、妇的领导人：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调来的金祖敏，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谢静宜、全国妇联领导人杨波兰。工作人员也增加了，有二十几个人（总工会来了六个人）。当时我想这几个单位从来没有参加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丧的工作，现在他们来干什么？转念一想明白了，是“四人帮”在安插人呀！
胡炜、周家鼎传达了中央批准的为毛主席治丧的安排和规格。丧事要改革，不再用以往治丧三段式：遗体告别、吊唁、追悼会的模式，把遗体告别和吊唁活动合在一起进行，叫“吊唁、瞻仰遗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时间从11日至16日六天，30万人。17日休息一天，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一百万人。主会场在天安门城楼前，毛主席像正下方搭建高台。追悼会的准备工作另组班子办理。我们吊唁组的任务是：六天时间，组织30万群众队伍吊唁和瞻仰毛主席遗容。联想到周总理去世时“四人帮”极力压低治丧规格的情况，对此安排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想到规格如此之高，场面如此之大。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有如此威望和崇高的荣耀啊！同时我们又感到责任重大，六天之内组织好30万人进出人民大会堂吊唁、瞻仰毛主席遗容，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落实30万人吊唁活动
吊唁组组成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出30万人吊唁、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具体方案。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未曾经历过，心中无底。好在前不久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举办过五六万人的吊唁活动，虽说场面、人数、时间有所不同，但吊唁的模式是一样的。首先研究每天5万人怎么分配，大家一致意见党、政、军、民四个口平均分配，每个口每天12500人。并马上打印出吊唁人数分配表格发给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北京市委，以便他们尽快落实第一天的吊唁人数。当天下午对小组工作人员进行了分工，确定由王金耀带领七八个人负责广场吊唁队伍的报到、集结点的确定与划分、核实人数、引领到大会堂北门；由我负责北大厅内吊唁现场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安排，具体任务是：从大会堂北门口把吊唁队伍引领到毛主席遗体前、掌握行进速度与排面的组织、喊鞠躬口令、行进中瞻仰毛主席遗容，然后引导吊唁队伍从毛主席遗体两侧退出大厅，绕行到东大门退出大会堂。确定以两路纵队进入北大厅先行试验，根据情况也可以四路纵队进入。同时通知四个口派人于下午4时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开会，现场研究各口队伍集结点的划分和吊唁队伍进出大会堂的行进路线和注意事项。晚饭后由小组领导传达治丧办负责人汪东兴的指示：北大厅吊唁现场秩序的管理分工为：每天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为吊唁时间，以哀乐起止为准。吊唁时间由吊唁组负责现场秩序的维护与管理；非吊唁时间现场由警卫组管理。对各口的吊唁队伍要核实人数，不经批准不得增加人；对参加吊唁的人提出严格要求，并责成各单位领导严格把关，保证不能出一点问题。为此，以治丧办公室名义下达了文字通知。各口群众队伍所需的黑纱、白花由各口自己准备；吊唁组工作人员不经批准不得离开人民大会堂，每人一套被褥席地睡在江苏厅，一日三餐在二楼宴会厅东侧。
隆重的吊唁仪式
11日早上6点钟我就醒了，把大家叫起来洗漱，早餐。约在7点50分大家一齐去了北大厅。只见北大厅布置得庄严肃穆，座南朝北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横幅中央下方悬挂着毛主席的遗像，在鲜花丛中毛主席的遗体头向南面向北安卧在水晶棺罩内，两侧站立着持枪的礼兵；大厅四周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约7点50分，各组工作人员一起在毛主席遗体前默哀鞠躬，然后各就自己的岗位。广场上的群众队伍按时引进到北门外，军乐队已经就位。8点整哀乐奏响，拉开了吊唁仪式。吊唁的群众队伍佩戴黑纱白花二路进入大厅，到遗体前从两侧瞻仰遗容，哭声不断。
上午10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以及国家领导人集体吊唁。在军乐队奏起的悲壮的哀乐声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从福建厅走出来，每人都带着黑纱，面目悲伤，低头缓步进入北大厅。在遗体前，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肃立、默哀三分钟，行三鞠躬礼，瞻仰遗容，然后分别站立两侧守灵。这时我观察到熟悉的许世友司令员，他面目严肃，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足登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此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想与许世友拉近乎，碰了一鼻子灰。政治局开会讨论毛主席丧事安排，江青最后一个到会。她看到许世友在座，马上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跟前，伸出手要和许握手，而许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
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分别于上午或下午陆续来到吊唁大厅，悲痛地吊唁他们的领袖和统帅。因上午来吊唁的领导多，吊唁时间延长到12点30分才结束。下午群众吊唁队伍从开始就改为四路纵队进入，在毛主席遗体前行三鞠躬礼，每侧两路瞻仰遗容后退出大厅。
晚饭后小组对第一天的吊唁活动进行了总结，全组人员都对毛主席的逝世痛哭不已。大家对吊唁大厅内的秩序进行了评议。上午首长们吊唁占去约一小时，两路纵队进入每小时六七千人完不成任务，确定统改为四路纵队进入。以四路纵队50人长的队列，由一工作人员带领进入大厅，第二个四路纵队50人长的队列由第二名工作人员带领快步进入大厅，形成宽8人的排面，由工作人员下达三鞠躬口令，然后从两侧各二路纵队瞻仰遗容后退出大厅。这样做既严肃，又有礼貌，每小时可引导万人进行吊唁。同时提出了组织有代表性的群众吊唁队伍，如工人、农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学生、少年儿童等。经研究决定，请军口组织一个400人的陆、海、空三军的吊唁队伍；请北京市组织炼钢工人、纺织工人、少数民族、农民、学生、少年儿童、文艺界等各400人的吊唁队伍，分散安排在以后几天的吊唁中。考虑到军乐队现场演奏一天很辛苦，征求他们的意见，每天上午因有外宾吊唁，哀乐现场演奏，下午是否可以放哀乐片子代替演奏。乐队同志不同意放哀乐片子，说就是把嘴吹歪了，把眼吹斜了也要坚持吹到吊唁结束。
第二天（12日）的吊唁活动组织得很顺利。我们把引领吊唁队伍的工作人员编为甲乙丙丁，每列队伍为四人排面，50人的长度。甲带第一列队伍，乙带第二列队伍，甲乙两列形成8人排面；丙带第三列队伍，跟随在甲之后，丁带第四列队伍，跟随在乙之后。8人排面队伍为一个方阵400人，在一次口令下向毛主席遗体三鞠躬。然后甲队列以两个二路从遗体两侧瞻仰遗容后退出，这时丙队列进入到厅内甲队列的位子，乙队列退出，丁队列进入乙队列位子，重新形成8人排面，如此循环。这天吊唁不久，外宾逐渐增多，我们的原则是群众队伍让外宾。外宾分批在外事组人员陪同下，到遗体前行鞠躬礼，与守灵的首长握手，然后瞻仰遗容，退出。约9时30分，我看到毛主席的二儿子毛岸青带夫人邵华、儿子毛新宇来了，我认识他们，上前迎接，引到遗体前。他们默哀鞠躬，我招呼摄影、摄像记者快摄、快照。记者们不认识他们，问我这是谁？我大声说，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一家人。这一喊惊动了记者们，他们跟着毛岸青一家不停地照。丧事办后很多年我都不理解，毛主席总在操劳国家大事，没有多少天伦之乐。他过的最后一个春节除夕夜，没有儿女或晚辈在身边；他病危之际没有儿女守在身边侍侯；他逝世了也没有安排儿女守灵。他的丧事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遗体前没有妻子和儿女们敬献的花圈。
第二天晚上小组总结时，肯定了当天的安排很好，按时吊唁，按时结束，约有六万人进出，秩序井然，也不紧张。
第三天吊唁，因有前两天的经验，组织得更加顺利，不怕各口增加人数。上午11时军委罗瑞卿顾问乘专机从福建回到北京，他家也没有回，从机场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毛主席。他的儿子罗宇推着轮椅，我上前敬礼迎接。他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厚，来到遗体前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可他的腿又无法站立。我和罗宇一边一人架着他吃力地站起来，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然后大声喊：“娇娇（李敏）在哪里? 娇娇在哪里?”他以为毛主席的儿女们都披麻戴孝在守灵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