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
作者：张俊义
我们到达这里的那天上午，《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犬，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个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霭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我正用的这台打字机是属于工合（CIC）的，我希望不久能让人从仰光或加尔各答捎一台给我，因为没有它，在周围每个人都忙来忙去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甚至连假装忙碌都不行。
闪电战第一天我在九龙经历的紧张时刻，令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头一周我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大把地脱落，我担心很快我的头就会秃了。
如果约翰问起，请告诉他，我听说在九龙有一万多人被杀，大火四处肆虐，整个弥敦道全部被毁。第三天日本人占领九龙以后，港岛的伤亡人数几乎一样多。如果我们那里的多数朋友依然健在，简直会是一个奇迹。我担心居住在新界屏山的托米·唐（Tommy Tong，音译）和他的家人可能遇害，因为战斗是从那一地区打响的。乔（Joe，音译）在坚尼地台住的房子被大火烧了，我们许多朋友都住在那里，包括俞洪钧（OK Yui，政学系干将，抗战爆发时任上海市长，上海沦陷后迁港，任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在香港协助办理外交事务，抗战后期接替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译者）的家眷。
若不是第五纵队仍然到处制造行刺及阴谋活动，战时首都还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只有当你离这里远远的，你才能够为国家更有效率和成果地工作。无论如何，敌机轰炸的季节就要来临，即便是在看到18架敌机之前。我的神经过于敏感，所以如果找到房子，我可能会搬到乡下去住。
姐妹们对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一旦我的工作人员到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将继续开始我原来的工作。
请向家里所有人带去我的爱，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爱你的 宋庆龄
宋庆龄的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她在香港历险的众多细节，有助于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并澄清一些史实的发展始末。在逃出虎口过程中，宋庆龄得到了许多人士的热心帮助，在信中，宋庆龄特别提到了当时正在香港的大姐宋霭龄和隶属孔系的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秉铎，而宋庆龄对“飞机洋狗事件”的反应则饶有趣味。
“飞机洋狗事件”起因于重庆《大公报》的一篇社论。事情经过是：日本袭港时，重庆《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身陷香港，总编辑王芸生找到陈布雷，托其设法救胡。陈布雷旋告王芸生：“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得知消息，《大公报》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接机，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西服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报，甚为气愤。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遂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社论指出：“最紧要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在抗日战争期间，孔家利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之机，大发国难之财，其种种恶行在民间多有流传，为广大民众厌恶与愤恨。这篇社论虽没有点名，但矛头直击的是孔氏家族，顺应了当时社会上对孔家不端行为的不满情绪，故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风波，重庆、昆明等地还发生了大规模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
王芸生写这篇社论时大概没有料到，“国母”孙夫人其时也在机上，而“飞机洋狗事件”攻击的矛头虽对准的孔家，但却令乘同机抵渝的宋庆龄感到尴尬与委屈。从信中看，宋庆龄曾一度想写信回击，后被人劝阻。对于亲身遭遇香港历险的宋庆龄来讲，香港之所以能顺利脱险，其中多少有大姐宋霭龄的功劳，而她们在香港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翌日凌晨5点的惊魂时刻，也非身临其境者所能体会的。
宋庆龄为郭景琨案致书宋子文
抗战后期居于重庆的这段时期，宋庆龄仍与宋子文保持有经常的联系。由于战时重庆，各种生活用品极其匮乏，于是，宋庆龄曾要求在美的宋子文，为自己代购一些个人生活用品。1942年10月，宋子文自美回国述职，9月30日，他特地致电宋庆龄：
10月底回国访问。我能给你带些像药品等这样的个人用品吗？可带任何你愿要的东西。
不久，宋庆龄致电宋子文的机要秘书江季平，要其将所需捎带个人用品清单转告宋子文：
亲爱的江先生：
烦请为我向宋博士转呈如下信息：请带几把劳拉（Laura即宋子文夫人张乐怡——译者）以前送我的那种罗威（Rollwave）牌防病发梳、一块普通手表、一件黑色夹克衫或36号的短披风、4C号黑色无带平跟鞋、以及非常短粗的那种自来水笔。非常感谢。
在宋子文档案中，还保存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宋子文的英文亲笔信，这封信写于1945年8月1日日本投降前夕，和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内部倒孔斗争中受牵连的郭景琨被捕一案有关。信文是：
亲爱的子文：
像这个国家许多公民一样，我强烈要求我们的公职人员应该绝对诚实与正直，而与此同时，则同样也热诚地希望这些人能受到公正与公平地对待。近20年来，我一直支持在各阶层民众中实现自由与人权的事业，为此我被指控成赤色分子，即便不是共产党的附庸。今天，民主已成为大众共同的呼声，即使那些不久前还称赞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是英雄和救世主的人，也一窝蜂地赶起了时髦，但是，这不是我时下所关注的事。
我勿需告诉你，许多人包括外国人，都对郭景琨的案子深表关注。这个案件的处理并不公正。将他投入监狱，所凭的仅是一个他泄露消息的推测。现有证据没有一件能证明是他透露了消息，或是他本人购买了黄金。我们大谈立宪和法律的圣洁，但我们却使一个（依照法律推定的）无辜者蒙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好像他已被证明有罪。
对我来说，这明显是一起政治案件。甚至在审判前，某派就已经宣布了对郭景琨的判决。
在最近你不在时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就发生了几起有名的官员为竞选中央执委而行贿受贿的案件，成为了街头巷议的话题和国际上讥笑的目标。然而，难道就不能做些什么去清理党的组织吗？
我真诚地希望，你属下的政府不仅应以“无情地效率”与诚实著称，而且也应保障公正与个人的民主权力，或者，我要说应该包括上述的一切！
爱你的姐姐，宋庆龄
1945年8月1日
郭景琨系孔系属下，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一职，系抗战后期轰动一时的黄金舞弊
案与美金公债案的涉案人。当时两案攻击的矛头为孔祥熙，作为下属的郭景琨一度作为替罪羊而被捕入狱。宋庆龄致书当时已代理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为郭景琨开脱，大概是想希望其追查惩办此案真正的元凶，以此清明政治，建造民主与公正。郭景琨最后终得无罪释放，但却不是宋庆龄致书宋子文的结果。当时在国民政府内部，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联手宋系，利用两案，大做文章，意在倒孔，在这场政治角逐中，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输家，为蒋介石抛弃，被迫辞去所有本兼各职，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为了保全一点孔的面子，最后蒋介石下令释放了郭景琨。郭景琨释放后，孔祥熙还曾专门在自己位于范庄的寓所为其设宴压惊，一时传为重庆国民党上层热门的话题。
抗战结束后，国共再度分野。宋庆龄坚持反对国民政府的内战与独裁政策，使她再次站在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与弟弟姐妹间的亲情再度阻断。这期间，宋子文经历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权力顶峰——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解放战争期间，宋子文成了中共方面点名惩办的战犯，名次排在蒋介石之后，位居第二。1949年1月，宋子文辞去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项职务——广东省主席，最后也抛弃了偏安一隅的蒋介石政权，终老美国。而宋庆龄则留在中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最后的政治分野，终于牺牲了手足的骨肉亲情，可算是近代中国声名显赫的宋氏家族的一大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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