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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
作者：石仲泉
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和嘉陵江战役
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这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一大主力，在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之后，撤离了鄂豫皖。他们也实行战略转移，一路征战，过铁路，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进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通、南、巴、达地区，背靠巴山南麓，易守难攻，是四川军阀相互争夺的重要地盘。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开战，这里兵力空虚，来到这块地方。他们发现：这里无论其地形还是物产，都适合于在此落脚，开辟根据地。四川军阀结束混战后，向红四方面军进行“围剿”。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到这年10月，以通、南、巴为中心，根据地总面积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包括八座县城，人口约五百万，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部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八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此前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川陕根据地的开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到西北，一个新的局面初步打开了。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南京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训词，作为激励红军将士英勇战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八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甘心失败。不久又组织“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根据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即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向甘南发展新区，将川陕根据地扩展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进行缩编，加强练兵，准备粉碎敌人的“会剿”。同时，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失去了联系的中央红军的状况。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在积极寻求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一方面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以策应中央红军北进。这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为主力西渡展开了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战役的主战场在苍溪县内。我们一行于2003年9月9日到了苍溪，参观苍溪红军渡纪念馆。苍溪县，以近有苍溪谷即溪水常年苍翠而得名，现归广元市管辖。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建在当年红军强渡嘉陵江的塔子山下。纪念馆负责人领着我们在当年渡江的现场介绍说：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我们这里打响了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是四川省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至南，在汇合白龙江水流后，穿越川北，经过重庆汇入长江。沿江两岸山峦耸立，河水奔流湍急。敌军凭借自然天险，以53个团的兵力，在沿江西岸300公里的广大地区进行布防。徐向前等察看地形后，发现敌军江防布线过长，其间有很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在苍溪塔子山一带，敌军前沿阵地兵力薄弱，此间江水流速低缓，利于船渡。江东岸的塔子山，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挥火力，掩护部队渡江；后山坡缓，草深林茂，便于大部队隐蔽。据守这段江防敌军只1个营，是红军手下的老败将。据此，徐向前提出，以苍溪城东南约三公里的塔子山为主渡点，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进行渡江战役。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这天夜晚9时许，先锋突击队3个营分乘七十来只小船，以神速动作直驶对岸。当船离对岸不远，敌人发觉阻击时，渡江部队船头的机枪和岸上的炮兵一齐向敌人开火，没等敌人火力展开，突击队胜利登岸。次日清晨，战斗结束。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均告成功。然后继续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
苍溪纪念馆同志说：苍溪人民为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强渡嘉陵江战斗的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当年苍溪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红军的就达三万多人。解放后，为纪念红军渡江胜利，将渡口取名为“红军渡”，并勒石以志。1987年，在这里建成一座高9米、长13.1米的大型铜雕纪念碑，该碑造型雄伟独特，是冷锻的红军渡江铜塑群像，底座刻有徐向前题“红军渡”字样。纪念馆里还陈列有当年苍溪人民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和一千余幅石刻标语。这么多的石刻标语，我们一行人都是首次见到。
纪念馆同志继续介绍渡江战役后的情况说：剑门关横亘在剑门山上，扼川陕大道，整座山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峰峦绵延，似七十二头雄狮面北而卧；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削斧砍一般。2004年7月24日，我们一行从广元市来到剑门关，进行实地考察。其威武气势比介绍引发的遐想更加恢宏：大小剑山绝壁对峙，状似一道门，翠峰如剑直剌云霄，故称剑门。隘口悬在几丈深的绝壁中，山间只有一条小路，这便是剑门蜀道，它蜿蜒穿门缝而过。漫步在时隐时现的古道上，不能不叹服“剑门天下险”。关口有座三层门楼（据广元市同志介绍，目前的三层门楼并非当年红军所攻打的，这是建国后重新建的，山路拓宽了，门楼比过去的扩大了），楼上设置了望哨，底楼有两扇大铁门。登上门楼远眺，雄险的剑门风光使心胸顿感舒展。置身“天下第一雄关”，巍峨的七十二峰犹如天然长城，成为古蜀国的屏障。在持刀矛剑戟的古代，其他地方毋须防守，只要兵囤雄关，守关兵卒紧闭铁门，便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一旦破关，则一泻千里。正因为它地形如此险要，又处战略要冲，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长期在这里设防，地堡成群，战壕密布。敌人声称：红军过得了江，不一定过得了关。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直接指挥这场战斗。从上午激战至黄昏，全歼守敌3个团，攻占了剑门关要隘。红四方面军各部乘胜追击，敌军江防基本摧毁，广元以南2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完全归红军控制。广元市党史研究室同志说：嘉陵江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从塔子山渡江至攻占剑门关战斗，前后一个星期，是这个战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红四方面军乘敌慌乱之际，向纵深进击，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之敌。这里是川西北的富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是成都的北面门户。四川地方军阀派重兵据守各个县城。这一阶段从4月9日打到21日，红四方面军各部连续取得作战胜利，控制纵横一二百公里的广大地区。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占领了九座县城，歼敌十二个多团，达一万余人之多。
川陕根据地的开辟和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是红四方面军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喘不过气来，是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对敌人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北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迎接中央红军
根据“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战役后本应向甘南进击。但是，张国焘在嘉陵江战役展开后，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南北夹击，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红四方面军不赶快离开川陕苏区，有被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当徐向前在前方紧张指挥作战时，他在后方作出了完全撤离川陕根据地的决定，将所有军政机关陆续撤至嘉陵江以西。徐向前在得不到张国焘支持的情况下，只好放弃进取甘南的计划。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暂时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红四方面军接到该电后，决定在涪江地区不长久停留，在休整、扩红、筹粮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向西进发。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县、汶川地区属高山寒冷地带，荒山连绵，河谷纵横。汉、藏、羌、回等族杂居在此，生活贫困，缺衣少食，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川军尽管认为红军不一定向此寒荒地区进军，但仍作为防守重点，以备红军过此直下成都平原。
红四方面军西进松理茂地区，首先必须通过被川军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这里绵亘着40公里长的高山，不少地方是悬崖。川军部署8个团、约1.2万人，以为这么些兵力，再加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势，完全可以负隅固守。从5月4日至14日，红四方面军在向土门进军的途中，先后攻克了川军凭险据守的几处要隘，15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了守军7个团，占领了土门和茂县县城。随后，又占领了理番和松潘等地。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宣告成立，张国焘任主席。《成立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宣言》声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部政治纲领！”西北联邦政府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号召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一系列政策。
在红四方面军进入松理茂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会理、冕宁，正在北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迎接中央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重视此事，在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研究，最后决定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准备：
一是确定由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九军军长何畏率先遣队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会议要求全军各部迅速动员，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根据川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会议特别要求各部队多筹集些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作为慰问品。会议还根据他们西征转战的经验，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随先遣队走，待两军会师后补充给中央红军，以解决吃饭困难的问题。
二是动员各部队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做好民族工作。红四方面军早在西征前就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广大干部和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红军进入松理茂地区后，立即在当地展开了宣传，并公布了此前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回、藏、羌各少数民族的政策纲领。在联邦政府下设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积极指导宣传工作。红军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
红四方面军官兵动员群众，筹集了许多粮食、羊毛、羊皮、牛皮、盐巴、茶叶等。仅军总经理部在有的粮站积存的粮食就达200万斤以上。各部队还动员战士和群众制作中央红军急需物品。徐向前回忆写道：“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红四方面军在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物资后，6月初，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即出发西进。他们在李先念等的率领下，分两路，从汶川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懋功挺进。沿途，他们同企图阻截红军会合的敌军进行了二十多次大小战斗，于6月8日攻克了懋功县城，歼敌七百余人。先头部队主力星夜兼程，奔赴懋功县城以东的达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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