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笔友徐迟和我的交往
作者：张宗植
1988年夏季，我在印尼的妹妹张秀娟夫妇邀请了在上海博物馆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小舅父宗典到香港会晤，也邀我到港相叙。都是几十年没有相聚的亲戚，话旧的材料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因营业很紧张，只能去香港一晚，便需回东京参与一个会议，就在出发前的几个晚上，写了一篇回忆童年的短文《徐舍的星空》，带去交给宗典和妹妹，这样可以补足见面时说不完的缅怀之情。
宗典在国内是常常发表一些有关明清绘画史的文章的，他和徐迟也在绘画方面鱼雁往还频仍，是1935年以来的深交。1989年他忽然心血来潮，把我的那篇《徐舍的星空》寄给了徐迟。次年给我来信说，徐迟欣赏我这篇散文和前此寄给他的一首语体诗《孤岛》，并说都由徐迟转交诗刊和杂志去发表了。他鼓励再写些诗，并与徐迟直接通信。
我久离祖国，近四十年都是在经营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企业活动。中文荒疏，虽然早年曾稍有文学方面的活动，也早已忘怀了，连中文书籍都很少读。我粗略的知道徐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而且知识范围很广泛，对科学、音乐、绘画都有深湛的理解。宗典的建议，使我很踌躇。但既已介绍了，也只能腼腆地去信，请予教导。
1990年5月我接到徐迟寄给我的《长江文艺》1990年第5期，载有我那篇散文，就冒失地直接去信：“久仰盛名，还无缘拜识，只在舍舅宗典信里时获消息……”希望他以后多多指教，并问他前此有来日讲学的消息，何时成行，定当迎候，倾聆教益。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接到5月25日的信，非常高兴能结识你。……”他来日讲学的事，因身体不太好，暂时取消了，目前正忙于整理文稿，应用电脑，托我邮寄若干国内还买不到的打印色带。结果鼓励我多写诗，能写有关于日本战后发展的纪录性的文艺作品更好。以后继续来信，要我将写好的诗也好，文也好，全部寄给他，他一定尽力交托给国内一流的刊物为我发表。
这热诚是非常可以感谢的。因为我和国内的出版界是完全隔绝了的，除了在北京的二三位清华大学时代的朋友以外，全无联系。他也寄给我两册最近的著作，但出乎我的意外，不是诗集，而是有关科学的文集，其中一册是《哥德巴赫猜想》献给全国科学大会的文集。大概他鉴于我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两笔科学技术奖学金的关系，表达赞意，也鼓励我哪怕科学技术方面的记述文，也希望写出来寄给他在国内发表。
我原想写述我在日本目睹的日本战后从废墟中又再兴起而成为经济大国的经过，还只写了开头的五六节，因想徐迟既这样鼓励，我就索性将已经写好的前半七节，复印了寄给他审阅，看有没有写下去的价值。他的复信非常亲切，说应该迅速往下写，这是国内急切需要的报告文学性质的好作品，有极大的启发性，他全力为我找出版社尽早发行。我当初将该文题为《岛国余话》，他建议改为《樱花岛国余话》，比较醒目。
这篇余话于1991年5月写成，约六万字。徐迟认为可以成立一本单行本，由他洽妥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单独发行，并且为此书写了一篇推荐的长序。装订设计都比较出众，排校之后，终于在1992年5月出版了。
他的热心，实在使我万分感激。除了这书，我有若干短诗短文，他也尽力为我转由各种刊物发表。但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有几次可以相遇，却因日程不巧，始终没有能晤叙。我虽然隔年一次或有时一年两次去北京，但受着业务上的牵掣，时期都在10月底11月初或5月初，每次只能三天到五天。他因体质关系，11月便去深圳避寒，5月初在武汉，或去他地旅行。有一次我已确定11月1日到北京，他也因参加中国诗人代表团去希腊作友好访问，集合在北京，满以为恰好可以在他们出发之前在京晤面，不意出发期突然决定提前于10月28日飞离北京，失之交臂，此为憾事。终于我们只能交换照片，以代面晤。我送了他在北京西山静翠湖的照片，他很欣喜的称赞背景的山光和红叶之美。他送了我在深圳作家之家的照片，以遥寄萦思。背景充满南国风味，每年冬季他为避寒而做南飞雁的心境，也活现照上。
我最欣赏的是他陆续寄我的揭载在《收获》杂志上的《江南小镇》。这是他的自传，也是中国的现代史。我从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大著中详尽地理解了他的过去、思想和行动的变化过程。我希望能有大量的青年通读这本书，在我虽然是借此了解了徐迟，但这书的本质是借徐迟其人做一个摄影录像的基点，而活生生地描绘了20世纪前期直到人民政府成立的中国史。很生动很贴切地把握了这一转型期的大时代的动态和进程。
我们通信很频繁，几乎每两星期或一个月一定有往返，谈的不限于诗文写作，海阔天空，古今上下，从宇宙星体到微尘电子，无所不谈。中日中美关系，以至中东的海湾战争，武器计测，信息运用，都成题材。他的渊博使我钦佩，他似乎也认为找到我这样海外的朋友，增加了他新的触角。我们变得情投意合。他还一再鼓励我在出版了《樱花岛国余话》之后，一定要继续写出关于日本、美国和世界的潮流倾向的更进一步的描述。
我受到他的教益是很多的。甚至我在国内的一些旧友、同学们，虽然相隔多年以后又互通信札了，却因几十年的隔离，叙旧情而不知道他们或她们曾有什么经历．反而由徐迟为我说明。例如韦君宜，很热情地给我来信，我只知道她就是在清华大学时代的熟友魏蓁一(小魏)，曾在延安参加革命抗战活动，曾在中央党校任教，曾写过长短篇的小说。是徐迟才提醒我她曾任人民文学社的总编辑，而且是全国作协的副主席。其他像王作民等位，我都只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青年朋友来相接，而现在的身份和她们的履历却要依靠徐迟为我介绍。
徐迟不仅博学多智，他以近八十岁的高龄，仍然孜孜不倦运用电脑继续写作。他完成了《江南小镇》的大著之后，仍不断发表短文，谈电脑，谈往事，作游记，谈科学。最使我倾心的是，他在1992年夏季，来信和我谈起准备用诗体翻译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这部古代名诗，国内虽有散文的译本，难以满足爱好者期待。但这样的长诗，要用诗体来译，实在是一件惊人的大工程。以徐迟的文采和诗才，如果能够实现，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事。
我欣然奉复欢迎他能着手这件纪录性的大事业。我无意中提到日本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诗剧，对原文很忠实，而诗句老练精到，常时被报章杂志引用。由他来译荷马的史诗，我也期望他的译文能把这世界古典在中文中凝结起来，将来我们引用《伊利亚特》的诗句，会像我们引用唐诗一样方便。
翻译原是一种创作，因为是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现一个既成的故事和情愫，但比创作更增加一个条件，要忠实于那故事和情愫。这不是太简单的工作。我发出了信才感觉到说得未免太过分了一些。居然徐迟给我的回信，冒头就说：“读到论及译诗的一段话，十分精当。然而要求极高，谓中国译诗至今没有像唐诗一样随手可以引用的译文译句一语，太严格了。”
徐迟并未以此挫折他的勇气，他仍以他的最浓缩的感情，最严谨的语言，试译了《伊利亚特》的二十四个Cantos中的第一首歌。我也再复他的信，说明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期待着景阳岗上一定有武松在”，希望他不要对我的外行话介意，努力进行。他对这翻译工作实在爱好，聚精会神，而且说是“译时进裂着内心的欢呼，实在令人赞赏不已”。
我们的通信中，像这一类的事很不少。1993年春末，他来信提起想来日本旅行一次，也藉此写一册旅游日本的书，问我能否做办护照时必要的保证人。当时日本出入国管理局对中国来日的限制仍很严格，如果不是团体组织的保证，个人保证只限于三等亲以内的亲戚和留学生，无法应命，只能待另有适当机会再说。
1994年以后，他以健康关系，未再提来日的事，我们通信也稍疏一些。1996年8月国际诗人会议在日本召开，我满以为他可能来日参加，但来日中国诗人代表野曼告知我徐迟因健康关系不能来日。但绝对想不到他竟在1996年12月12日仙逝了。最先将这惊人的消息传给我的，仍是最初介绍我和徐迟通信的宗典。他从香港来信说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听到无线电广播，徐迟已去世了，在日本看不到国内的报纸，也听不到国内的广播，宗典的信，我在12月27日才收到，茫然若失!
徐迟兄哟，你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文学史上，是留下了不朽的功绩的。但是我们对你还有很多的期待，中华民族还企求你放出更大的光辉，你的荷马的译诗还没有完成，甚至于我个人，还有很多想请你指教的事，你为何这样快就撒手而去了呢?你不是跟我同龄么?为什么不和我携手同往那近在眼前的21世纪，去窥探一下你久已猜想着的新境界呢?我不免埋怨你太不留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