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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纪事

作者：苏双碧

　　
　　十年动乱，各行各业都搞得很乱。学术、理论、思想都搞得很乱。“四人帮”已经垮台，被搞乱的东西就要纠正过来。这个任务很大。作为记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必然要为拨乱反正作出努力。我参与做的第一件拨乱反正的事，是刚刚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后不久。大约是11月间，王强华当时是《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负责人，他想到一个题目，即组织一篇揭露“四人帮”关于《评〈水浒传〉》的阴谋的稿件。因为“四人帮”垮台前，正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评《水浒》运动，借评《水浒》，大批宋江的投降派，用“四人帮”的话说，他们从来不是为古而古的。批宋江当然也不仅是为了批宋江，而是以批宋江来影射邓小平和周恩来。所以，评《水浒》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如果能很快发表一篇揭露“四人帮”评《水浒》的险恶用心的文章，一定是很有针对性、很有战斗性的。为组织这篇文章，王强华和我从上海赶到南京。强华是南京人，凭他的关系，就可以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些研究《水浒》的专家学者找来，而凭这些专家、学者平时对《水浒》的研究，以及对“四人帮”的憎恨，开个较有分量的座谈会是不成问题的。基调定为揭发批判“四人帮”评《水浒》的政治阴谋。上午确定参加座谈会名单，并立即用电话通知与会者，下午开会，每人还都赶写出一份发言稿。会议开了三个小时，发言热烈，慷慨激昂，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揪出“四人帮”的衷心拥护，以及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同仇敌忾。
　　当天晚上，强华让我根据发言记录和发言稿整理一份供见报用的详细材料，字数不限。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虽大多是抄录编辑的，但也很费功夫。当时没有特快专递，只好将稿件送到民航，让当天的班机带回北京，这个座谈会的报道，很快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登出。
　　评《水浒》的材料寄出之后，强华在南京还要留几天，让我先回上海。在去上海的途中，拐一下无锡，因为那边有本报的通讯点，顺便组点稿子。这本来是好意，却使我吃到苦头了。车到达无锡之后，我找到市委宣传部，部里和本报有关系的人都不在，他们把我支到市革委会接待处，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接待处。说明来意时，接待我的一位女同志就是一句：“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光明日报》吗？”我说“是”。“那好，到无锡饭店分店住。”她说完之后，就告诉我怎样走。一出接待站，我心里很不愉快。“四人帮”垮台前，《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按既定方针办》一文，被认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这样，《光明日报》当然也就犯下了滔天大罪。然而，这是“四人帮”控制的《光明日报》，现在报纸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我今天能来这里组稿，当然是代表新的报纸，而不是代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然而，这怎样能解释清楚呢?我走了很久，找了许多地方，才找到这个有如大车店的旅馆，而正正规规的无锡饭店就在对面。接待站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牵怒到所有《光明日报》的记者，她就是不让你住得舒服点。旅馆一间房间四张床，有搞采购的，有探亲戚的，有抽烟的，也有喝酒的。不住，你住哪里呢?当时不管住什么店都得有介绍信，而我的介绍信已经被收走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想，他们不就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呢?也可以理解，想着，想着，也就住下了。
　　晚上，宣传部的同志找来了，他说找了好几个旅馆才找着，没有想到会把我安排在这里。我半开玩笑地说：“谁叫本报发表过《按既定方针办》呢?”他给宣传部的领导打了电话，要我搬到无锡饭店总店去。我没有同意，建议找几位同志谈谈，组织一二篇揭批“四人帮”的稿子。几个人就在一个球场边上的几块石头上坐下，畅谈打倒“四人帮”后的欢乐的心情，也请他们写点稿子。他们走后，饭店的主任找上门来，说有一间空房，让我搬过去，我觉得没有必要，有这个机会和三教九流的人住在一起聊聊也好。
　　回到上海之后，就全力以赴投入组织批判“四人帮”的稿子，同时参加上海揭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会。
　　有一天，北京来电，要我去找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组织一篇稿子，说题目在北京已议定，并已和她本人联系过。我立即来到湖南路黄宗英家里，迎接我的是赵丹。过去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看过他演的许多电影，所以，一见面就很熟悉。夫妇俩被迫害许多年，人在落难家也很难有生气。房间很乱，也很旧，小孩在修自行车。我不知道他过去就住在这里，还是“文革”中被赶到这里的。他知道我的来意，随便聊了一阵。他像变戏法似的，从抽屉里摸了半天，才摸出一个桔子来请我。样子很幽默，甚至有点引我笑出来，这大概是艺术家特有的风度。报社让我催黄宗英写稿，没有让我请赵丹写稿，我自然不好自己做主。但我感到他即使在所谓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的情况下，仍旧那样幽默，那样乐观，显得格外可敬可亲。言归正传时，他告诉我黄宗英在睡觉，昨天晚上为我们赶稿子赶得很晚，最终还留了个尾巴没有写完，问我要不要叫醒她。我说不用了，写完我就拿走，没有写完何必叫醒她呢?让她好好休息。告别时，赵丹送我下楼，我坚信不要多久，报社就会找赵丹组稿，那时抢都抢不到呢。我说，黄宗英这篇发出去后，也请您帮我们写一篇。赵丹笑笑而己。他当然知道我这不过是客气话。确实，经历过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又经历过十年动乱，报社请谁不请谁写文章是十分慎重的。
　　湖南路离泰安道很近，我从赵丹家出来之后，就步行来到泰安道周谷城家。一进大门，正看见他拉着小孙子在草坪上散步。见我来，他很高兴。一个多月前，我来看过周谷老，那时天空乌云密布，讲话要关起门来，声音还得放小些。而今可以在大街上放开嗓子骂“四人帮”了。他精神爽朗，步伐健壮。当我称赞他身体好时，他说上次你见到的是“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现在你见到的是教授，是革命知识分子。开了几句玩笑之后，把我拉进他那个小客厅，向我打听北京的情况，许多史学界的老人，他都一一问到。他说：“只要活下来就好，能挨‘四人帮’斗，又亲眼看到‘四人帮’的下场，是一大快事。”他说吴晗老死得过早了，要不今天他会比谁都兴奋。我约他写文章，向学术界、向读过他著作的青年亮亮相。我说，“他们见到你健康地活着，一定会很高兴的”。这天上午，我们聊的时间很长，他要留我吃午饭，实在怕太麻烦他和师母，就告辞了。后来他来到北京工作，我们来往就更多了。
　　
　　在上海呆了几个月，1977年春节之前，我奉召回京，结束了在上海记者站当记者的生涯。这一年工作的重点，主要地揭批“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破坏。同时，组织一批受“四人帮”迫害的史学家亮相，恢复他们教授、专家、学者的面貌。史学组议论出的第一批名单中有侯外庐、周谷城、邓广铭、尹达、白寿彝、刘大年、黎澍等。因为我在历史学会工作过，和这些人都熟，主要由我去拜访这些专家学者，有时也分别和史学组的陈清泉、金成基、李桂海一起跑。这些专家学者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经历也不尽相同。首先，我找到侯外庐，他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因为他以“常谈”的笔名写过赞扬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文革”中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过批判。心情不好，身体又染病，特别是摔了一跤之后，身体更加虚弱。见到我们来他很高兴，俗语说，三句话离不开本行，寒暄一阵之后，他便切入中国思想史惨遭“四人帮”破坏的话题，他痛斥“四人帮”把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即存在和思维孰为第一性，侮蔑成“简单的形而上学”，从而一笔勾销古代的唯物论，抹杀思想史中具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把中国思想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史纳入他们所臆造的“儒法斗争”的框框里。侯先生气愤地指出：“四人帮”唯“法”是尊，把糟粕当精华，在理论界制造了许多混乱。他知道我们来是约他写稿之后，便满口应承，答应为本报写一篇文章。随后我找到尹达，在“文革”初期他曾被耍弄过，让他当“文革”小组成员，这是一个搞阴谋、搞政治的职务，尹达是一介学者，不能适应那个环境，很快便被踢了出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讨论到把他放在第一批亮相的学者名单时，部里意见有分歧，但很快就统一了。因为他在“文革”小组实际上没有干过什么事。尹达是个忠厚的长者，交谈之后，便答应要尽快写出文章。邓广铭是我的老师，平时有较多接触。白寿彝先生联系也不少，我曾到府上拜访多次，见面时可以无话不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组织他们为本报写稿都不太难。
　　在部里议论人选时，有的同志曾提出黎澍曾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过《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曾经受到过上面的批评，请他亮相，就涉及到对《让青春放出光辉》这篇文章的评价问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让青春放出光辉》并没有错，当时批他就未必对，所以，不影响他在本报亮相。于是，我找到黎澍，因为是老熟人、老朋友，说话就比较随便，我把亮相的设想告沂他。他听了名单之后，沉思了好久，我知道他对这个名单中个别人可能有点想法。我补充了一句，经历和表现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过了一会，他说：“你们报纸做件好事，团结大多数，矛头对准‘四人帮’。”还说：“你们报纸应该批判封建主义，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特别是近现代的历史进程破坏最大。”他认为在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不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是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他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带有很多封建色彩，如果不重视对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封建势力必然会死灰复燃，并暗中取代社会主义，如林彪、“四人帮”一伙冒充最革命的因素一样。接着，黎澍又说到古为今用，他不太赞成这个提法，认为“四人帮”就是盗用“古为今用”搞“古为帮用”，什么“七真三假”，什么评法批儒，批宋江都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搞实用主义。谈话中，我发现他的思想比过去更开阔，问题看得很深很透。显然，十年挨整挨斗，他并没有停止过思考，他一直在思索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思索着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历史学为什么会被当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没过几天，他就送来一篇题为《正确理解“古为今用”》的文章。
　　找到黎澍之后，我又去找刘大年。他也是老熟人，“文革”前就相识。一见面，他问我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说：先当“反党急先锋”，又当了三年多农民，随后去北大教了一年多书，最后来《光明日报》当记者。他爽朗地笑了，说，比我强些，我当了十年“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我约他给《光明日报》写文章，他答应了。他说，近代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毛主席开辟的。并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史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吴虞等都要有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大年认为，范文澜写《中国近代史》是领会了毛主席批示的深刻意义的，这部书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写出来的。几天之后，他送来一篇文章，基本内容就是谈话的内容。
　　 事有凑巧，在上述几位学者送来的文章中，就有好几篇都是谈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的。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这些史学家尽管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成“牛鬼蛇神”，吃了许多苦头，其思路还是坚持和“文革”前所说所想—样，都认为毛泽东开辟的历史科学的新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尽管在“文革”前他们也用这个观点写文章，“四人帮”都把他们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加以挞我，而今脱去“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后，重新举起笔来，写的也仍然是这个基调、这个内容、这个思路。这种历史现象，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革命信念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也可以理解成他们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昏了头，心有余悸，思路受到约束，怕招惹是非。不过，这也难怪，当时“两个凡是”猖獗，报刊上照样在批判刘少奇、彭德怀，一般人是很难悟出应有的历史方向的。其实，要说思想没有解放，首先是编辑部思想没有解放，许多方面还束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里，组织史学家亮相，还得事先排队，考虑其历史上的政治表现，这虽然只是编辑部内部的工作程序，但其指导思想仍然是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
　　在《光明日报》拨乱反正，当时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因为在当时思想理论界“两个凡是”猖獗，加上在现代迷信的影响之下，思想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的提出，打破了思想的壁垒，纠正了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的说法。在理论界，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是一个天大的事。这篇文章是王强华从南京拿回来的，原先只是作为一篇普通的哲学专刊的文章，拟在《哲学》版上用。总编辑杨西光看大样时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便撤了下来，组织了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等许多人进行修改，把杨西光和许多人的认识注入其中。这篇文章改成主要是针对着“两个凡是”，针对着理论界的时弊，并在胡耀邦的亲自关心下发了出来。这像一颗巨型的炸弹，炸开了禁锢的思想，炸开了万里冰封，使江河重新奔腾起来。这篇文章成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热情的支持、对“两个凡是”的尖锐批评，有如春风吹遍大地，使万物复苏。
　　真理标准的提出，在报社内部也引发一些争论，大多是心有余悸造成的。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我当时也在理论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修改过程，我知道一些，但我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文章发表当天，我的一位同事和朋友把我找去，他嘱咐我对这篇文章不要议论，我问他为什么，是不是不同意其中观点。他说，观点他同意，但太尖锐，不得不谨慎些。事后几天，消息传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要党刊《红旗》杂志不要介入这个讨论。另有几位理论权威，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即砍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形势有点紧张。但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支持这篇文章观点的文章。各省报也纷纷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一场牵涉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了，这是最大的拨乱反正。
　　当然，就史学领域来说，十年“文革”自始至终都是以史学为工具，搞乱社会，搞乱国家。他们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实际上是搞封建专制主义。所以，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也十分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