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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周总理的第一位联络员
作者：宋 欣
宋杲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
195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从苏联引进导弹技术，经中苏两国谈判签订了《中苏新技术协定》。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国防科委、军委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共同领导下，组建炮兵教导大队，具体实施落实《协定》，开展接装和培训工作。并任命宋杲为炮兵教导大队党委书记兼政委。
炮兵教导大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导弹部队。当时，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曾多次过问此事，宋杲曾陪同负责此项目的二位首长，炮兵陈锐霆参谋长和五院钱学森院长，向周总理和聂帅当面汇报过几次工作，从此宋杲和周总理相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总理又点名调宋杲出任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主任。不久，他又被周总理任命为文革时期的第一位总理联络员。
受命出任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主任
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信访站，会见前来庆祝党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新闻后，大批红卫兵和群众涌入中央和国务院的信访站庆祝和要求接见。周总理为了做好红卫兵运动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专门负责接待和协调红卫兵上访，处理“文化大革命”有关事务，并选派一位各方面都无争议的军队干部来担任接待室主任。
8月16日早晨，宋杲接到国防工政赵尔陆主任的电话：已经派车前去接你。你马上直接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周荣鑫秘书长处，接受新任务。
上午10时许，宋杲在滂沱大雨中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周荣鑫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任务很紧急，昨天晚上总理才定下来的。当前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各地区上访的红卫兵和群众很多，特别是要求接见的人特别多。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无法承担这么多任务。所以总理决定：马上从各单位抽调人，组成一个接待室，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接待室的正式名称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总理点名由你担任接待室主任，立即上任工作。”周荣鑫介绍了接待室筹办的注意事项和办公厅的工作程序等。他最后交代：接待室由总理直接领导，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每天要有书面汇总报告，紧急情况可以使用红电话，具体事可以直接找他或者副秘书长许明。
第二天晚上，周总理把宋杲叫去，询问了接待室的筹办情况后，指出：要向接待室全体同志讲清楚，这件事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办好，不能马虎。对待群众上访，应条条有交待，件件要落实。凡属于各省市职权范围的，要批转各省市办理；凡属于国务院各部委职权范围的，要责成他们认真办好。每天的情况要列表上报，以备查询。
联合接待室设在府右街北口，原国务院参事室办公楼内。楼前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口号。几十名工作人员，每天三班倒也接待不完各地上访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特别是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向潮水一样涌向北京。联合接待室的工作压力就更大了。没有赶上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强烈要求安排接见。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请愿的、上访上告的、揭发“走资派”的、送大字报的，不断有群众带着新问题来到接待室。尤其是有些红卫兵组织要求揪斗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事情就非常难办。
周总理的联络员
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荣鑫紧急把宋杲约到西花厅，他们一起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对宋杲说：为了避免上访人员涌向中南海，减轻群众运动对中南海的压力，我决定任命你为我的联络员，先给你配两个助手，马上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办公，专门处理各地红卫兵组织要求接见、反映情况和协调与红卫兵有关的事宜。
这样，宋杲就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主任，调任为周总理的第一位联络员。宋杲也是周总理在文革时期唯一的一位专职联络员。
当时，全国红卫兵联络总站和北京大专院校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都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周总理安排宋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的用意就是：给红卫兵方便，也能及时地了解他们的动向，许多问题争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得以解决，以避免红卫兵运动对中南海的冲击。
宋杲的工作很繁忙，每天接到给周总理的信件就要装两三轿车。办公室每天安排上午、下午和临下班前各送一车信件到信访室。当面上访的红卫兵组织和要求周总理接见的事宜，由宋杲负责接待和做工作，并一一列表直接上报总理，然后再按总理批示分批组织安排接见。遇有紧急事件，宋杲要立即用电话向西花厅汇报。
判断哪些事情应该立即向总理直接汇报是很难把握的。周总理每天的工作相当繁重，办公和日常生活都是争分夺秒。周总理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听取汇报都力求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同时要求交办的每一件事都要有确切的回复。宋杲实在是不愿意给总理增加负担，总想将事情和矛盾在他手里就处理好。但是，许多事情常常超出人们的意料，怎样处理问题才能既解决红卫兵的要求，又能保护总理，是宋杲时刻考虑的问题。
当时，周总理接见红卫兵一般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人多时就安排在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宋杲要协调所有与接见有关的事宜，和做红卫兵、造反派方面的协调工作。周总理每次接见都会主动走到红卫兵群众当中和大家握手、聊天、照相，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红卫兵不断涌入北京，接待的工作越来越重，办公厅又给宋杲配备了十几位工作人员。但是，工作还是干不完。为了配合周总理的工作时间，宋杲晚上几乎不回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周荣鑫秘书长和几位副秘书长也都遭到了冲击，被迫停止工作。周总理身边的几位秘书也有被审查的，总理的日常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为了保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协调处理因“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各种事件，1967年初，周总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
国务院从各部委和军队抽调司局级和师以上干部二三十人做为联络员，按地方大区和北京市分编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和北京市七个组，对口开展工作。宋杲负责总协调并担任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开始时在中南海外事大厅内办公，后来又搬回西花厅。同时，宋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办公室撤销，全体工作人员编入总理联络员办公室。
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传达周总理指示；排解纠纷，制止武斗；协助总理处理解决紧急事件和督促检查问题；安排周总理的接见事宜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肩负起原来总理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部分工作。
按照总理指示：宋杲当时除了继续协助谭震林副总理处理南京问题外，主要负责组织和安排总理的接见和处理总理临时交办的紧急事宜——其中主要是老干部被批斗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知名人士被冲击被抄家等问题。
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
1966年8月29日，红卫兵查抄了章士钊先生的家。次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在章的来函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当即派人前往章宅。同时，周总理拟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
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作者注）；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全国政协副主席——作者注）；
（4）国副（国务院副总理——作者注）；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者注）；
（李宗仁）
虽然有周总理的指示，但是在动乱中，名单中的许多人还是受到了冲击和揪斗。
无论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作为总理的专职联络员，还是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周总理交给宋杲的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协助他保护老干部、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
一天，宋杲接到周总理指示：乘空军的专机，立即飞往杭州市接江华同志到北京。江华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井冈山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红五军一师政委。解放后，江华一直在浙江省委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当时他被红卫兵关押，连续几天的批斗，旧病复发。江华的家属和老战友纷纷向周总理求救。
宋杲抵达杭州，以总理联络员的名义，几经周折找到江华。关押江华的地方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木板床，床上没有被褥，江华躺在空荡荡的床板上，像是很长时间没有洗漱，衣服有多处破痕，身体极度虚弱。宋杲握住他的手说：“首长，周总理派我来接你到北京。”江华只是默默地流泪，什么也没说。
宋杲带着江华飞回北京，将他安排住进京西宾馆，随后又安排他到301医院治病。对外保密，不让外人知道。江华从此躲过一劫。
事后不久，周总理还派宋杲营救过许多老干部。他们都被秘密接送到京西宾馆或安排到301医院治病。
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程砚秋先生的家人并抄他们的家。周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宋杲赶到程家劝阻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周总理指示：一要保护程砚秋先生家人的生命安全；二要保护程砚秋先生的财产安全；三要避免文物的毁坏和遗失。
宋杲赶到程家，首先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他告诉红卫兵小将：可以写大字报，但要注意程砚秋先生的身体健康，不许武斗。同时，将红卫兵查抄的财产：黄金首饰、古董字画、戏曲服装饰件、书籍等物品和存款都以国务院的名义接收，一一登记造册，送交有关部门封存。他还在红卫兵离开后，将查抄的现金留下供程家日常生活之用；并妥善安置了他们的住房，封存了客厅、书房在内的大部分房间，以免其他人再来破坏。文革后，那些被抄的物品又都还给了程家。
宋杲还曾多次按周总理的指示去看望宋庆龄、史良等民主人士。宋杲曾回忆说：在史良受到冲击后，周总理指示我代表他去史良家看望。当时正是冬季，周总理最后还特地交代我：史良是南方人，怕冷，你一定要检查史家的供暖温度是否有问题。
南京事件
“文革”初期，在武斗夺权中，南京市一派红卫兵占领了即将完工尚未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企图控制交通夺取政权。另一派红卫兵扬言要夺回大桥。双方为争夺大桥的控制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武斗，并扬言要炸毁大桥。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急电上报中央。
周总理得知消息很生气。他立刻指派谭震林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并派宋杲以总理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与红卫兵相关的事宜。
“二月逆流”后，周总理又指示宋杲：南京问题不要再找谭震林副总理了，由你负责处理，有事直接向我汇报。之后不久，宋杲才知道：因“二月逆流”事件，谭副总理被打倒靠边站了。
1967年中旬，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军队内部也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红卫兵造反派为了抢夺武器装备，开始对部队发起冲击。7月20日，武汉市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冲突，引发了有名的“武汉7·20事件”。社会上也出现谣言：“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镇压红卫兵革命运动，要发动武装政变。”为此周总理亲自飞抵武汉解决问题，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倡议。
与此相反，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某地区红卫兵时却提出 “文攻武卫”的煽动性口号。很快各地武斗事件不断上升，冲击军队，抢夺武器枪支的事件多次发生。
8月初，南京武斗再次升级。造反派冲击南京军区，甚至冲进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得知消息，宋杲火速向周总理汇报。总理非常生气，当即指示：马上打电话给南京两派红卫兵头头，查明情况，严令他们无论有什么理由，必须立即撤出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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