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新发现的李大钊、陈独秀、任弼时信件
作者：Ａ．Ｂ．潘佐夫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1926年2至4月间李大钊写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的三封亲笔信。其中标为4月10日的一封是写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1889-1937)的。标为2月1日和3月2日的那两封是写给某位“亲爱的同志”的。显然，应该也是写给同一个人加拉罕的，因为在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对李大钊信中提出的问题，只有加拉罕一个人有权决定处理。上述信件中只有4月10日的那一件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一书中。其他两件从来没有面世，也没有人对其进行分析。这并不奇怪，因为过去这些文件都收藏在我祖父乔治·鲍里索维奇·爱伦堡的私人档案中。他是一位学者，教育家，一位对俄罗斯中国学影响很深的人。1967年祖父故去后，这些文件和他的全部藏书都转到了他的高徒米哈伊尔·菲力波维奇·尤里耶夫手中。1990年米哈伊尔·菲力波维奇辞世后，它们才到我手中。
这三封信全是有关给予年青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财政援助的问题。信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无论加拉罕还是苏联代表处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懂中文，而李大钊，据我们所知，又不懂俄语。写信用的是黑色墨水。
李大钊致加拉罕的信
（1926年2月1日，北京）
亲爱的同志：
卡尔甘（张家口）地方党委要求北方区委支付田滕修、马洁亮和傅恩祖三同志（三人的名字系音译——译者）的月生活费，他们在包头为《新民报》工作。
北方区委认为，这三个同志乃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做军事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费用都是由贵方支持的。所以，请做出安排并且对此要求给予回答。
致同志式的问候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 李大钊
致加拉罕的信
（1926年3月2日）
亲爱的同志：
拉丁同志离开这里到天津之前，曾经请我问询你对天津工作的财政支持一事有什么回答。(一个月的费用是1500元)前天我听同志们说你给我发了一封信，可我没有收到，因我不在这里。也许你在那封信里已经回答了。
亲爱的同志，
请给我打电话或写信或通过罗欣同志告诉我，因为拉丁希望尽快得到你的回答。致
同志式的敬礼（某人用红笔在信的上方写了“在中国的党员”——译者）
致加拉罕的信
（1926年4月10日）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马伦先生（原姓氏待查——译者）离开之前，我和罗欣同志商定由普罗梅女士接替他的工作，为此要付给她工资。发电报的一直是她，而不是马伦。她想知道她每个月为发报工作能得到多少工资。请把这一切立即(通过罗欣同志)告诉我，因为她想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致
同志式的敬礼!
信中提到了几个人：田腾修，马洁亮，傅恩祖，拉丁和罗森，马伦先生和普罗梅女士。这些人的身份又怎样的呢？后两个人显然是无名且不重要的人物，是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共产党人不过是临时雇用他们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中共包头支部的三个人，如果连其姓氏都写不准，当也难以查实。
拉定和罗森的情况则又不同。拉定是著名的中共党员赵士炎的的化名(1901-1927)。他还有其他的化名： (苏京)（音译 ——译者）、国富、宋大哥、赵琴荪、乐生、施英、士炎、罗敬、英、列父、士寅、识因、赵世贤、炎、夏仁章、东生。1925至1926年间赵士炎实际上任中共北京支部书记，兼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和劳工委书记。1926年他确实在天津住过短时期，后调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
在共产国际档案中，那个化名叫罗森的人，其原名为乔治·兰姆勃列夫，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4年是保加利亚共青团组织书记，1926年1月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26年他确曾出国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任务。他的私人档案里倒没有提到他当时是否在中国，不过，不能排除这个可能。1937年被迫害致死，后恢复名誉。（顺便我要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Ю.Т.图托奇金先生表示感谢，是他为我找到了关于乔治·兰姆勃列夫的档案文献。）
上面引用的信件表明了苏联对中共至少是对其北方区委的财政援助。这种帮助细微到甚至为党组织雇用的三个做技术性事务的书记员支付费用。
在这方面我想再引用祖父档案中收藏的另外两个文件。一封是陈独秀的原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出，在1924年11月3日寄给加拉罕的。
陈独秀致加拉罕的信
（1924年11月3日，上海）
北京，加拉罕启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请把红色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给华北被捕的中国同志的钱直接寄给北京组织的书记。（即李大钊——译者）
我们已经据你们的指示开始反帝工作，可是我们还没有收到您答应提供的必要的费用。我们上海现有费用600美元。请尽快告诉我们。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陈［独秀］(签名)
600美元给三百万人口的上海。可是为组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李大钊请加拉罕提供给天津，一个人口少得多的城市，一个月的费用是1500美元。
第二个文件是任弼时的亲笔信，1926年2月2日写给“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大家知道任当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组织部长。苏联共产党人管他叫化名“勃林斯基”，这是他1921至1924年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时期用的名字。化名为米哈伊洛夫的人，就是加拉罕。信是用俄文写的，任弼时本人俄文不错。
任弼时致加拉罕的信
（1926年2月2日）
米哈伊洛夫同志：
我们的工作方兴未艾，组织也大大发展了。这您是知道的。目前在反动思想猖獗，阶级分化加剧的形势下，本［青年］团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工作。
为了加强我团的工作，急需相应的财政支持。眼下我们还没有收到青年共产国际从1925年11月至今的经费。据原有预算，全团每个月的经费是825元。
我们已经挪借了约5000元，近期就该归还了。
故此给您写信求助。请按月给我们经费，并酌情追加一次。由勃林斯基同志向您说明详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任弼时
1926年2月2日
信是用黑铅笔写的，其上方还有批注。不知是何人所写，算了笔帐：“8000中国元——用一个月，12月份。825(该数字用方括号括起)。每月1000中国元。KO”（原文如此——译者）
李大钊、陈独秀、任弼时的信怎么会到了我祖父的档案里？显然是因为乔治·鲍里索维奇·爱伦堡为共产国际的活动分子，完成过包括财政方面在内的一些秘密使命，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上一世纪20年代，他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转送财政经费。20至30年代他在莫斯科同著名的中共活动家王明、王稼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等人过从甚密。他认识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余飞、王若飞和蔡和森。他的朋友和熟人中有伍廷康、米夫、马季亚尔、郭绍唐（即A.Г. 克雷莫夫）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他的档案和藏书是无价之宝。其中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和任弼时的信，还有瞿秋白和刘仁静的手稿，20至30年代中共和国民党已经绝版的出版物，苏联中国学极其罕见的史料，其中包括仅存的由卡拉-穆尔札编辑但未得出版的《中国苏区》(文集)第2 卷的清样。该书原拟在1935年出版，由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策略方针的改变，而没有问世。
乔治·鲍里索维奇·爱伦堡是著名的俄国作家和诗人伊里亚·格里格里耶维奇·爱伦堡的堂弟。1902年11月24日（俄历12月7日）生于伊尔库茨克。1911年9岁时考入伊尔库茨克商学院，1919年毕业。他读高年级时，恰逢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交锋，其学校生活是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
乔治·鲍里索维奇·爱伦堡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把青年人的热情奉献给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赤色警察队伍，1920年1月他是看守被捕的白卫军军官A.B.高尔察克上将的人员之一。
1920年乔治·鲍里索维奇考入伊尔库茨克大学社会科学系，1922年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部。到1923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后来的生涯和活动的事情。经伊尔库茨克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莫欣姊妹的推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之一伍廷康派遣他到中国和蒙古工作。
1923年8月初乔治·鲍里索维奇·爱伦堡经伊尔库茨克赴哈尔滨，约9月下半月到达。他在哈尔滨对中东铁路的员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不仅俄国人连中国人也来听他的讲话。为完成各种重要的秘密使命，他不止一次地出入华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与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其他领导人相遇的。
1924年春，乔治·鲍里索维奇到了蒙古。据蒙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担任了该党中央宣传顾问。1924年9月他奉派到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在学习期间他继续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在这个期间，他同加拉罕合作，同李大钊保持联系，所以才有李大钊的信出现在他的私人档案中。
1927年从东方学院毕业后，乔治·鲍里索维奇开始在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中国研究室工作。1928年1月1日，该研究室改组为孙中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科研所(1928年9月17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是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该所机关刊物《中国问题》杂志编辑部的秘书。在此期间他同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作家肖三关系十分密切。从1927到1940年，肖三在莫斯科，经常到我祖父家做客。1932年乔治·鲍里索维奇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1936年起先后在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授课。他为莫斯科大学奉献了30 个春秋，这段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支真正的俄罗斯中国学派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队伍，写下了一百多部书、小册子和文章。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提起前述李大钊、陈独秀和任弼时的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生前是不能谈论苏联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财政援助的。一般认为，西方那些“反社会主义的人”会利用这些材料来为其“莫斯科控制中国”的论调佐证。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档案公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档案文献证实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信中提到的情况，并勾画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从20至30年代给予中国的财政支持。
仅举几个例子。在1925至1929年间，单是在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一处，为培养中国学生，苏联政府就花掉了五百多万卢布。从1930年2月到9月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得到223，000墨西哥元，到10月又得到10,000美元。1931年9月到12月这四个月的时间，上海一地的党组织就从莫斯科得到10,300美元。1934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从尚未付给中国共产党的费用中寄出100,000卢布，从后备基金中拨出100,000卢布。1934年7月1日莫斯科决定在1934年给中共7418美元。1936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函中国共产党，告知将向其提供550,000美元的援助。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苏联依然继续援助中共。我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档案的特藏卷内找到了一份文件：1941年7月3日政治局决定向共产国际放款“一百万美元援助中共中央”。事实是，此前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经向政治局要求200万，后给了100万，也满足了。也就是在7月3日这一天，斯大林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对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的大部分、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已经失陷。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多亏了苏联的援助包括其财政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