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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人汪泽楷（汪士楷）

作者：汪向明

　　
　　1920年邓小平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学巴黎时只有16岁，他回忆在法国期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
　　汪泽楷1894年8月16日出生于湖南醴陵西乡栗山坝汪家大屋。每次谈到自己出生的时代，他都要谈到甲午战争，满清政府割地赔款近一百年的积弱，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使得他那一代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倾向于维新变法，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1911年，汪泽楷是同学中首先剪去发辫并帮别人剪辫子的“激进派”。毕业于醴陵渌江中学预科后，1912年考入长沙省立高等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结识了毛润之、肖之暲等人。1917年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汪泽楷正在湖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决定学习法文参加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冬到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身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当年12月9日与第八批勤工俭学生157人乘司芬克斯号轮船离开上海，1920年1月14日到达马赛，次日转到巴黎，开始了他将近四年的旅欧生活。
　　在补习法文以后，汪泽楷进入蒙达尼公学学习，同时加入“以实行中国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曾任干事。当年晚些时候加入法国共产党，据盛成回忆“可能是赵世炎或胡志明介绍的，或许是法国某位工人共产党员介绍的”。这时开始在工厂做工，1921年参加勤工俭学的两次运动（“二·二八”示威游行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被选为谈判代表。1922年在橡胶厂做工时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923年被选为执委负责学生运动，书记是周恩来。当年转为中共党员，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1924年李大钊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时，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需要，汪泽楷向组织提出提前回国参加工作。1924年秋回到上海，由负责中央组织部长的毛泽东谈话，派往江西安源担任安源地委书记。
　　汉冶萍公司是我国建立重工业的第一个大型企业，安源成为中共建党初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多次去安源考察，1922至1924年，李立三、刘少奇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当时的工会以苏联为模式，建立工人夜校，图书馆，合作社等，成功地领导了罢工斗争，安源被誉为“小莫斯科”。与汪泽楷同时由莫斯科回国工作的肖劲光回忆说，刘少奇、汪泽楷等都曾上台演出反映工人斗争的话剧。
　　在担任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同时，汪泽楷回到家乡醴陵，以县立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发展党团组织和筹建工会。1924年11月成立了醴陵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醴陵县特别支部，属安源地委领导。
　　据李秀泉回忆：“当时汪泽楷不满30岁，身着长袍，留了很长的胡须，很像—个教古书的老先生，他这样打扮，主要是避免反动派注意他。”“我是1925年上半年由汪泽楷介绍入党的。当时我18岁，汪泽楷首先启发我的阶级觉悟。……农民为什么苦?这不是天意，也不是自己命苦，而是阶级剥削压迫，是地主残酷剥削压榨农民造成的。他还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启发我参加革命。……不久，汪泽楷介绍我入党，填了一张表，在醴陵西山岭上一个树荫下宣了誓，正面挂了一面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唱了《国际歌》。在场参加监督的有汪泽楷、唐若颜二人。……醴陵青年团组织也是汪泽楷发展建立的。”在1925年11月到1927年7月之间，李秀泉曾担任中共醴陵县委委员，负责妇运工作。
　　
　　汪泽楷的四弟泽嘉也曾在安源工人夜校工作，入党后担任了醴陵县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兼南一区党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反动派杀害）。
　　1925年建立醴陵县工人支部以后，对旧工会进行了彻底改造，4月成立了新的县工会，汪泽楷被选为会长。
　　据陆承裕(后为醴陵市政协主席，民革醴陵市委主委）回忆，1925年他在醴陵县立中学学习时，曾多次听过汪泽楷讲课。他鼓励青年学生参加“五卅”运动等社会活动时说：“你们耽搁了一些功课，却增加了革命的政治课和社会知识课。”当时醴陵县中有二十多人南下参加黄埔军校学习，培养成为北伐战争中的骨干军官，如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陈明仁，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1925年9月，安源工人运动被武装镇压，死伤工人多人，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杀害，汪泽楷被通缉。随后，汪泽楷的工作被中央调往开封，以中州艺术学院教授的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
　　据马员生《旅苏纪事》一书中回忆：汪泽楷由中央派到开封时，为了掩人耳目，他以“候补县知事”的身份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大房，在“请客”的掩护下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由他传达中央的任务，作形势报告，布置全省工作。他的助手张景曾以“差人”的身份出现，忙了几天招待、送客。这一段回忆是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一段插曲。
　　1926年冬，汪泽楷任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年2月被中央调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织处长。当时冯玉祥接受了联俄联共的政策，曾去苏联考察，并接纳了一批中共干部到军中来，刘伯坚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邓小平任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但是形势发展很快，“四·一二”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7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中共干部被“礼送出境”。汪泽楷被任为江西省委书记，主持了第一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八·一”起义的有关工作。
　　宋任穷回忆录中记录：他当时参加浏阳秋收起义，部队(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派他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八·一”起义后农民军应当向何处去。省委书记汪泽楷听了宋任穷报告的情况，要起义部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宁冈行动，因为井冈山地势很好，山上有党组织，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他写了一封密信叫宋带给秋收起义部队的前敌委员会。密信交到毛泽东手中，江西省委的意见与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失败的经验教训恰好契合，汪泽楷的密信对于毛泽东作出进军井冈山的决定起了很大作用。以后进行三湾改编，派干部与袁文才、王佐联系，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我军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对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极大。
　　
　　作为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曾被通知到汉口出席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但会议只开了一天，当他安排好工作赶到汉口向长江局报到时，已经散会了。中央决定调他到湖北省委担任组织部长，省委书记陈乔年。全省共产党员已由15000人减为3000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重整党的队伍，渡过革命低潮时期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从档案中查到1927年12月12日湖北省委关于筹备全省党代会的文件，关于各级组织推选代表的标准是：一、有真正阶级觉悟者，即真能代表工农无产阶级的利益者；二、忠实于党，无贪污腐化投机倾向及自由思想和行动者；三、奋勇耐劳，积极工作，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职业者；四、尽可能选出有觉悟的工农分子。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反动派借“马日事变”之势，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汪泽楷的四舅黎安在岳阳被害，他的四弟泽嘉在县城被枪杀在状元洲上，他的三弟和大哥因是农会积极分子，也被迫逃出家乡到外地谋生。在北京、上海，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等当年的亲密战友都已经不幸牺牲。国共分裂的教训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前景如何？全体共产党员都在反思这些问题。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布置新阶段的斗争任务，将在莫斯科举行党的“六大”，中央通知在上海养病的汪泽楷准备前去参加。他在“六大”代表中的编号是129，发言纪录等都以这个编号为代表。
　　根据“六大”代表庄东晓的回忆(笔名萧东)：“在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下，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身上。对于这，汪泽楷不服气。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陈独秀当然负有责任，但是第三国际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第三国际，从总策略到具体执行都是如此，所以第三国际不能把责任完全推掉。这种意见本来是对的，而且也确实代表了许多党员的意见。但当时正是斯大林最煊赫的时候，而控制“六大”的又正是斯大林的亲信米夫，所以汪泽楷的意见就遭到批判和攻击，参加大会的代表没有人敢支持，汪泽楷孤掌难鸣，反而得到一个‘汪泽楷好吵吵闹闹’的恶名。”
　　“六大”结束以后，汪泽楷回到上海，与陈独秀等成立了无产者社，后来形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被捕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于六天后被枪杀，他们在看守所中传信给中央：“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工夫，以教育全党……。”11月15日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的决定。
　　二十多年以后，汪泽楷在填写历史交待中说：“1927年秋……因在湖北省委提出——右手抓紧拳头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左手抓紧拳头打击左倾机会主义——冒失主义的说法，即引起了大大的攻击，并被调离职到上海了……。”
　　自从“六大”以后汪泽楷已没有为党工作的可能，有一年多时间以译书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出版了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笔名杜竹君，在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笔名万武之即汪胡子的谐音，在上海金马书店出版)、《俄国大革命史》(笔名万武之，在上海泰东书店出版)。1931年经友人介绍到北平改名杜叔林在朝阳大学任课。从那以后直到1959年汪泽楷先后用杜叔林、杜敬斋、汪士楷的名字在北平民国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桂林汉民中学、广西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辨别社会进步的方向，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支持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1936年汪泽楷在党所领导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上签名，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学生的游行。1949年春，汪泽楷在南宁师范学院的罢课斗争中被地方法院“传讯”，被迫辞职。
　　1940年4月，汪泽楷由陈明仁部队辞职回湘时，路经重庆，由旧友施复亮陪伴到江津乡间看望失业在家的陈独秀，陈书写了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焚石灰诗》赠汪留念：“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不到两年，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终年63岁。
　　
　　在抗日战争期间，汪泽楷遵照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曾经为国民党高级军官陈明仁做“顾问”，为黄杰做“家庭教师”，但很快引起了重庆方面的注意，一年以后辞职。1949年汪泽楷回到家乡，参加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他为帮助陈明仁起义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汪泽楷被安排为湖南省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参加土改担任分团团长，并由基层组织动员加入了民主党派“民革”。
　　1950年1月汪泽楷与罗仲言(罗章龙)教授谈话时“一致认为过去与党脱离关系，并非由于个人意气争执，确由政治见解偏差所致。如果党的政策政略如今毛润之领导的正确，健全，我们只有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到底而已”。
　　汪泽楷于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批判，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判刑五年，1959年押送沙洋农场劳改，1959年12月17日病逝于畜牧场，据医院证明原因是“年老体弱，数次晕厥，终因循环衰竭医治无效”。1984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消本案的判决，“对汪士楷宣告无罪”。湖北财经学院(原中南财经学院)经湖北省委批复“决定恢复汪泽楷政治名誉，恢复教授职称”。
　　1950年初汪泽楷在长沙开始启用一本新的日记本时自述：“我活了五十六年，也算半生劳碌了！检查半生中最劳碌的生活，有三个时期：
　　1921年冬在法国蒙达济(注：即蒙达尼)树胶厂做工，1926年冬担任共产党湖北省委组织部工作及1949年4月到12月为长沙的和平解放和省克强学院及私立民国大学的职务，无一不是劳碌终日，心力交瘁了!由于我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支配，我的性格和认识，总得劳心劳力，了此一生。“劳人草草”四个字，我也当之无愧吧?!”
　　诗经《小雅·巷伯》一诗云：“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最后，他以苍苍白发，在他战斗过多年的荆楚大地上“劳心劳力，了此一生”。“劳人草草”确实是他的一生真实的写照，可惜他未能听到为他平反的声音。
　　汪泽楷的夫人杜綝（杜叔林），是湖北老河口人，1904年生，1921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投身进步学生的学生运动，于1925年经陈潭秋、蔡以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中共湖北区委选派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并转为党员。1927年回到武汉工作，由罗亦农证婚与汪泽楷结婚。
　　1929年因签名于81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被开除党籍，以后在中学任教，直至退休，1993年病逝。1998年她的骨灰与汪泽楷的衣冠合葬于武昌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