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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的“百日新政”
作者：徐隆彬
修正民族政策
贝利亚所提出的对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
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
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不仅在内务部机构中白俄罗斯族干部的配备不能令人满意，在党政机关中也同样如此。譬如，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党委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罗斯人，巴拉诺维奇州州委机关的63名工作人员中则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在各州执委会的140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14名白俄罗斯人，而各市执委会的23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5名白俄罗斯人。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不仅如此，而且在白俄罗斯，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贝利亚在信中指出，“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必须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议，应解除非白俄罗斯人尼.谢.帕托利切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提拔白俄罗斯人米.瓦.齐米亚宁担任该职。
根据贝利亚的要求，6月12日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贝利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在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 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
此外，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如在乌克兰设立舍甫琴科勋章，在格鲁吉亚设立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在乌兹别克设立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信中说，我们是在希特勒进攻时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变成特别流放者的。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未经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惩治。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声称，这是迫于战争的残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所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艺师、教师、医生等均无从事本人专业的权利；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的限制，无权到离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虽可读到四至七年级，但却不能学习母语，而且他们无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和高等学校都在距特别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每月向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报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些土皇帝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给这些专制独裁者，他们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的刑罚；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军人或当选为代表。
贝利亚对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调整外交政策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镇压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平反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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