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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
作者：李晓勇
下午开会讨论如何看待和平共处和本地区军事集团等问题时，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一派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如黎巴嫩代表马立克说：“一个国家参加某个防御条约总是有理由的；至于说到‘共处’，那是个共产党的词儿，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用这个词儿得小心。”两派又争论得不可开交，周恩来仍忍而不发。
23日上午，在大家争得精疲力尽时，周恩来登上讲台，彬彬有礼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他引经据典，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论据为“和平共处”正名：“在座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的代表把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关于军事集团问题，他表示：“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但又极为通情达理地说道：“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
周恩来顺势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和平宣言”议案，其主旨是“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其内容“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点：“第一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点是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第三点是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第四点是承认种族平等”，“第五点是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点是尊重一切国家人民有自由选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点是互不损害”。他重申：这七点“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周恩来的讲话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融合，全场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尼赫鲁激动地上台表态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
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评论对尼赫鲁所说的“权威”作了最好的诠释：“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午休会时，周恩来不顾疲惫，又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六国首席代表参加了印尼总理住地的冷餐会。快散席时，锡兰总理问周恩来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台湾和平解放后可否委任蒋介石为将军，周恩来当即回答：完全可以。并抓住此机宣传中国的合理主张：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其次，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尼赫鲁听后建议周恩来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以便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欣然同意，即刻在全体记者面前，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浦寿昌后来回忆说：“总理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并非事先决定的，完全是根据当时各国代表的要求临时决定的。总理说不必发表长篇文章，就专门对美国讲几句话。”69字声明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各国记者如获至宝，迅即以特大新闻发往全世界。无人不称赞周恩来的谈话和声明既立场鲜明，又通情达理。吴努说：“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巴基斯坦总理赞同说：“它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立即发生影响。”锡兰总理赞道：“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印尼总理称：“它使我们有了对于将来的希望。”菲律宾的罗慕洛和伊拉克的贾马利表示中国的建议肯定令人感兴趣。埃及代表团发言人说：“这个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
还是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评论最有意思：“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实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他愿意在哪里坐下来，同谁谈，他又到底愿意谈什么。他没有说清楚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在有二十九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也是这个声明，导致了三个月后的8月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万隆精神”，显其风采
4月23日下午，在周恩来“和平相处”七点意见所造成的和谐氛围中，由首席代表组成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很顺利地通过了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提出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决议，并宣布24日下午3时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24日上午8时，为会议起草公报（含宣言）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后一小组的工作，一些国家的首席代表也参加了这两个小组的工作。午后1时30分，小组成员未像平常那样回宾馆，而是在酒吧间吃了些点心就又回会议室工作了。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仍争执不休，只得解散而把问题交给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解决。尽管这一小组也争论得很热闹，但由于有周恩来在场，所以问题都被一一化解了。直到下午4时，政治委员会会议才复会，经过两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又是在周恩来的调解权衡下，才最后敲定和通过会议公报。原定大会时间只得顺延三个半小时。
4月24日下午6时35分，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举行。秘书长宣读完以周恩来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29国代表本着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予以一致通过。
当晚9时30分，这次永载史册的盛会胜利闭幕了。万隆人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亚非人民的大团结。
周恩来无疑是亚非会议上最受瞩目的人物，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和雄辩家。正如一位外国代表用赞美的口吻对周所说的那样：“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或你允许自己参加的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周恩来的外交手腕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不断地参加一系列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等社交活动，工作人员陈叔亮回忆说：“我们主动地请客，人家也请我们，每天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能凑在一起的，就一次请几个国家。”在这些场合，周恩来一般不谈论政治问题，每一位和他接触的人，都为其谦逊品格、真挚情谊、广博见识、庄重举止和风趣言谈所入迷，推杯换盏中不知不觉地就立即成为他的知心朋友。
周恩来在会上一再主张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因此，即使小国代表，他也一视同仁。陈叔亮回忆说：“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总理。宴会前半小时，总理说：我还有个活动。这时他带着礼宾司司长（应为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作者注）去参加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请了周总理，但是大会结束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宴请中国代表团，主人以为周总理不能出席酒会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重视小国的邀请，因此使他们感到很意外，感动极了。”
浦寿昌也谈了这样一件事：“印尼组织亚非会议时有一个规矩，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队等候，然后鱼贯而入。一次，总理问我，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是谁？我一打听，是西哈努克。打听清楚后，总理主动过去跟他交谈。”西哈努克的回忆是这样说的：“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同来的有陈毅元帅……我们三人很快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周从北京带来厨师，备好中国宫廷御膳款待我！……他们亲切赞扬的话使午宴充满了兄弟友情。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完全平等。一九五五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我邀请他当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周与陈毅元帅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10个月后，西哈努克率代表团访华，授予毛主席、周总理大十字勋章。4月24日两国签订贸易协定，6月21日签订经济援助协定。11月22日至27日，周恩来回访柬埔寨。1958年7月19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在会外还参加了许多会谈，他同日本首席代表、鸠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的两次会谈充分显示出他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会谈艺术。周、高会谈是新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间的首次接触。会前两国都有此意愿。一到万隆，廖承志就寻觅到日本代表团的中文翻译冈田晃（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两人在冈田晃两年前到中国办理日侨回国事务时相识。经廖、冈撮合，周、高首次会谈在亚非会议开幕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刚见面时，高碕十分紧张，周恩来却很轻松地聊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地又转到汉字简化问题，说两国可以统一搞简化字，并笑着问道：“我们这样的谈话，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美国是无法插嘴的吧？”早已受感染的高碕不由得连声点头称是，毫无拘束地与周恩来攀谈起来，并真诚地坦白：“日本现在还是如同美国占领一样，因此，对于日中复交，日本政府未必会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周恩来则始终回避“美国占领下”这一敏感字眼，委婉说道：“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占领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由于日本是有侵略劣史的战败国，再加上日本代表团级别较低（非总理外长级），因此他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无人理睬，高碕为此落落寡欢，十分苦恼。周恩来很敏锐地觉察到了高的低落情绪，于22日主动约见高碕，表示中国支持日本提案，为此可撤回自己的提案。高碕听了非常感动，由衷地表示感谢。由于中国的支持，日本提案得以通过，这成为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最大成就，也改善了日本的形象。
周、高会谈促进了中日经济往来，万隆会议10天后的5月4日，两国就在东京签订了贸易协定。1956年2月11日，中国政府发表建议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虽然1957年2月岸信介任首相后中日关系出现曲折，但与周恩来建立深厚友谊的高碕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1962年11月9日，率日本企业家访华的高碕终于和廖承志签署长达五年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1964年4月19日，高碕办事处和廖承志办事处又在北京达成互派代表和互设联络事务所的会谈纪要。
一些外国代表团之间，如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范文同与老挝王国首相克特·萨索里斯的会谈也请周恩来参加，作调停人，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周恩来的调停下，越老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双方消除了分歧，增进了友谊，发表了“两国政府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范围内，发展和协调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应当存在的睦邻关系”的联合声明。许多国家在周恩来的工作下化敌为友，并且也成了新中国的友好国家。
亚非会议后到1959年底，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等11个亚非国家同中国建交。中外经济往来和领导人互访也比会前几年大为增加，周恩来于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就连续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接下为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八个亚洲国家。到1957年底，来华访问的有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和阿富汗等九个亚洲国家首脑。
周恩来不仅智力超群，而且精力过人。他的机要秘书郭英会回忆说：“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比在日内瓦期间紧张多了。在万隆的七八天里，他都没有怎么睡觉，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这是一般人都经受不了的，何况总理当时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而且是在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就出去的。”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看不到他有什么休息，然而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显得精神抖擞，反应机敏，丝毫看不到他有任何疲惫。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25日接见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再次重申与美国谈判的主张。接着在印尼西爪哇省省长山努西、万隆市长恩诺陪同下，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万隆华侨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使华侨扬眉吐气的讲演。26日，应苏加诺总统之邀在雅加达又进行了两天的国事访问，28日回国前发表了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从16日抵达印尼到28日离开，周恩来一共在印尼逗留12天，收获的外交成果是巨大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继日内瓦会议参加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他为这次会议所做出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是世所公认且无可替代的。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言：“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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