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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
作者：石仲泉
在2002年春庆贺《党史札记》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本出版的座谈会上，我曾经对老龚执著地要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之“自由”的含义说过我的理解，同时也很羡慕他能自由翱翔。我也很幸运，不到一年，就步其后尘，成为“自由撰稿人”，尽管我远没有老龚对自由翱翔的“度”的把握的那种高超能力。但不管怎么说，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追求学术真理的自由度更大了。作为一介书生，我们只能以写作努力追求学术真理之书为本，无书何以称书生呢！
《党史札记二集》对他经历和亲历的若干过去的事作了回忆和思考，同时又对当今一些重大的党史事件和理论问题披露了历史背景，提出了个人看法。比如：
——关于“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老龚认为，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直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我以为，这个认识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于薄老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提出是“一种战略选择”。老龚认为，薄老讲是“一种战略选择”，是很费斟酌挑选出来的字眼。“选择是主体的决定，不一定就是客观的规律。在不同的选择中，哪一种选择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各自都有合乎规律和不合乎规律的一面，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毛的新选择，后来实践检验的结果，历史决议作了结论。”薄老说：回味历史经验，如果当时集思广益，多采纳刘、周、陈的意见，广大干部的心里话能够上达，可以肯定，我们就会少一些失误，少走一些弯路。我以为，老龚引述的薄老的话，有助于深入研究这段历史。
——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党的工作成绩是主导方面和二十年“左”的错误。老龚认为，这两者不是不相容的。从错误的发生、发展和连续着眼，就要讲二十年，从错误的起伏和性质的区别着眼，就要讲这十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两者的关系，老龚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的十年中的错误，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还在岸上，还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有些人以为讲二十年，只是邓小平个人的论断，很不以为然。老龚披露，这个二十年的问题，最早恐怕还是陈云说的。邓小平不过是说的最多而已。并且指出：这是邓小平“十分确定的看法”，江泽民也讲过这个意见。对这些史料文献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这二十年的曲折发展历史。
——关于“始于毛，成于邓”。老龚认为，“始”与“成”之间不是平稳接续的，而是有大落大起的。毛泽东探索的成就，为邓小平所继承；其间的大落，即二十年间“左”的错误，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毛的探索中失败的一面；全面改革这个大起是邓小平的发展和创新。这个“始”与“成”说法的提出者是薄老。老龚说：薄老讲邓和毛的关系，既讲“继承”，又讲“扬弃”，还讲“发展”，一共三点，只讲其中任何一点或两点，都是不全面的。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老龚针对一些质疑，又进一步讲了他的观点。老龚说：认为《论十大关系》已“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言之过早了；毛的探索既取得了许多成果，又经历了巨大曲折，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对苏联模式，在有所突破中又强化了、绝对化了它的许多根本方面。说“成于邓”是否为时过早呢？老龚认为，要辩证地看“成”的问题。就理论讲，应该说已经形成；就实践讲，应该说已经成功。当然，对“形成”和“成功”要取辩证态度，不能将其僵化、绝对化。我赞成这种解读。
——关于邓小平的独特的超越。老龚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论述了它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纠正和继承的结合。他引述邓小平的看法认为，这个纠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能从现实困境和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大踏步前进；二是纠正如果失去分寸，伤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就会根本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感情、理性和良知。这个纠正，既有属于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层面的，也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属于社会主义探索步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的。继承，包括继承毛泽东的革命遗产、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等，这些属于根本制度和根本方向层面。这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第二层含义，是纠正、继承、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老龚认为，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点而言，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就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的结合，是独特的超越的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我以为，这样的认识就将中国的两个时代的关系讲的比较完全了。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书中讲了党内元老要捅破“一层窗户纸”的看法，江泽民在1992年4月底关于“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关于十四大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主题的谈话。这里有的细节，不少人不清楚。老龚引述这些材料后，提出了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的一种表述：“邓小平奠基，江泽民提议，十四大决策。”我以为，这样讲是很周全的。
——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种战略估计”。老龚认为，在十三大前邓小平就讲过这个意见，“南方谈话”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有新的针对性的强调，十四大丰满了对“左”和右的表现与对“左”的历史和影响的论述，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精神。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的历史后，他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思想，除有地域和历史过程的特指外，更重要地“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这“不是对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对特定时候特定事件下的主要错误倾向，那是要根据那时那事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和判定的。不能设想，这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可以不问具体情况，而由一个永恒的公式来判定”。我以为，这个认识，既讲的很周全，又很富新意。
——关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十三年和新时期的党史分期。老龚认为，新时期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是一个阶段；此后到进入新世纪是第二阶段；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党史分期来说是第三阶段。讲“十三年”不是要取消或者修改上面说的历史阶段的划分，而是要在上面说的历史界标的基础上来描绘这十三年奋斗历程的波澜壮阔，这十三年纵跨上面说的三个历史阶段。我赞同这个分析。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的三人访谈录中，郑必坚披露了在邓选三卷编完时，邓小平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谈话：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邓小平的这段谈话，已经收进新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南方谈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背景，而且如老龚所讲，这是小平同志对后代的嘱托，要化为全党的自觉，并化为百年的自觉。我以为，邓小平讲的 “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它的内涵是全面的，因此，我们后来人的坚持也应当是全面的。
老龚在论述理论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是纯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叙事明理，由史及论。这是他一贯的理论风格。这个理论风格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不仅如此，《札记二集》还充分展现了他既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的学术风骨。对于以治学为本的学者来说，提倡既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的学术风骨，非常重要。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学术研究要不断解放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强调一以贯之，就是学者个人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前提下，其基本的、重大的学术观点要有一贯性、连续性，在处于逆境、弱势或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对于重大原则问题要有坚持真理的执著性和鲜明性。学术研究要有敢于创新的时代感，但不赶时髦；要攀登探求真理高峰，但不跟“假、大、空”之风；要服从真理，但不屈从没有“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文献）的长官个人意志。
老龚的学术风骨，在论及“官方研究”和“非官方研究”的那篇文章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针对那种鄙视“官方研究”的倾向，他指出：“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许多重要的开拓和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非官方。“官方研究”、“官方观点”，断然不应该是这样。如果变成这样，那就可悲了。这是抨击时弊的“大胆”之言，没有政治勇气、没有点风骨，是难以这样讲的。论及对党的重大决策的阐释和宣传问题，他又说：“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创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争论，创新也就没有了。对“官方观点”作个人阐释，在角度、深度、广度、丰度上可以也应该允许有所不同。这是对党的决策的研究能够保持生动活泼、保持创造精神的必要条件。他还认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我赞同他的这个说法。特别是对于我们搞党史的来说，更需要进行这种研究，党史研究者更需要这种风骨。否则，何以谈得上“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呢?!
老龚的学术风骨，还表现在另一篇引述胡乔木关于领导者、政治家要对科学家采取宽容态度、创造繁荣科学环境的文章中。胡乔木认为，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对待科学和科学家，一要倡导、支持，二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宽容的态度。因为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是不正确的，当他对于周围事物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时，会认为某些合标准，某些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要求采取宽容态度。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脱离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脱离自己的习惯和利害。为了让这种宽容真正实现，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是错误的，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领导者不应让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利害影响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发展。”乔木同志的这个话讲的是多么好啊！在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时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啊！研究建国后的党史何尝不需要这种精神咧！乔木同志的话是在1989年3月讲的，老龚在十多年之后仍然引述它，无所忌讳，这不能不说，表现了他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学术风骨。
老龚的学术风骨，在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也展现得很清楚。比如：
——关于时代主题。有一种说法，邓小平没有讲过世界主题、时代主题。老龚明确表示：邓小平讲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两大“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以后各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提的，与邓小平原来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同。想从这里找区别，那是别有想法。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老龚表示：形式主义讨嫌极了。一个生动、深刻、有创新精神的东西，形式主义一来，连篇累牍的空洞表态，众口一词的简单重复，铺天盖地的造势刮风，新话也变成套话、老话、空话，真叫人倒胃口，真叫人欲近而不能。老龚的文章一般是含而不露的，很少有这样尖锐之词，这说明他对此讨嫌到了何等程度。我以为，造成这种弊端，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性障碍。最根本的是加强制度的改革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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