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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是张秋实新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封面导语，全面、概括、准确，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瞿秋白一生，从1921年他参加共产党算起，到1935年殉难，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有12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先是和风细雨的四年，后是冷雨严霜，狂风暴雪的八年。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由喜到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其本人重大政治活动的历史背景，决定其坎坷曲折人生的命运，而且折射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这一涉及瞿氏生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课题，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张秋实这本书，是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初步尝试。作者利用近年解密的大量绝密档案，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在苏联与中国革命大历史框架下进行论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益的见解，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拓荒性的。其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对今后的研究当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启示。
本文将沿着《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所揭示的历史轨迹，在叙事中体味和感悟七八十年前那场雨雪风霜留给我们的异乎寻常、永当铭记的经验和教训。
莫斯科的东方革命战略
1919年创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以区别于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它是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在列宁看来，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因素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睦相处，冲突不可避免。他说：“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按照列宁和俄共（布）所设计的革命程序，就是在国际联合组织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等文件，成立执行委员会和它选出的五人政治局（列宁、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帕拉吞）。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真正和事实上的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参加它的各国党只是它的支部。章程赋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各国支部对它的决议和指示，必须服从和执行。可见，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方法是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十月革命输送到全世界。但是，并非所有的左派政党都同意列宁的计划。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担心一个主要以俄共（布）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将不可避免地置于俄共（布）统治之下，必将危害社会主义前途。后来事实证明，卢森堡是有先见之明的。
1920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决议，制定世界革命“东方路线”的最初构想：一是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党；二是在东方国家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用以配合苏俄政权，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进犯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苏俄国际利益。这也是俄共（布）推行的“东方路线”。从理论上说，俄共（布）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但事实上，共产国际日益成为苏俄国家政权的一个实施对外政策即包括“东方路线”在内的机构和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由俄共（布）领导人一手创立，总部设在莫斯科，而且所有开销全由俄国卢布支撑。这就决定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只能是超然于共产国际章程之外，由俄共（布）主宰共产国际的决策和领导人选。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决策核心。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的领导权逐渐转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政策反过来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因此，本书在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时，往往用“莫斯科的领导”加以表述，即莫斯科＝俄共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
“东方路线”确立后，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从组织上分三条路线加以推行。一是通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派遣外交官到东方各国。如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等到中国与南北方政府建立联系；二是通过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人员到远东各国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使者，帮助东方各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聚集革命力量。
共产国际最早派遣来华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从总体上来说，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实施“东方路线”的战略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建立亲俄政权。他们始终将中国革命利益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力图使中共成为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党。
1920至1922年，瞿秋白旅俄期间，通过实际采访、考察，写出一系列文章系统介绍共产国际历史、组织、思想、理论、纲领。张秋实书说他“是向中国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理论的第一人”，并非溢美之词。张书尤其指出，瞿秋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社会主义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围困之中，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导致苏俄存在着两种外交：一种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种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是瞿秋白对共产国际最本质、最真实的认识。实际上，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职能，是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的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要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人民起来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和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解决。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的指导就有充分的表现。
维经斯基和马林争相罗致的人才
瞿秋白1921年5月经同乡、同学、好友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属俄共（布）党员。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此时已由新闻记者兼作东方大学中国班理论课翻译并讲授俄文。学员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中的精英，有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梁柏台、彭述之、王一飞、汪寿华、柯庆施、曹靖华等。瞿秋白对苏俄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出强烈向往和激情，加上良好的语言条件，使他很快成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
第一位来华帮助中共建党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1922年底向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议，希望让瞿秋白到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协助远东局从事华工工作，并沿中东铁路做中国东北的工作。这个提议，由于陈独秀要瞿秋白回国工作而未能实现。
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出访苏俄，却以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回到祖国。他先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二七”惨案后随同中共中央赶往上海，主编中共党刊《新青年》、《前锋》。而与此同时，围绕对他的使用问题，维经斯基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一番争执。
1923年3月9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写信给在中国南方的马林，要求中共派遣瞿秋白到苏俄远东地区工作。此时，马林也需要瞿秋白。马林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里，流露出对维经斯基的不理解，认为这是维经斯基想从海参崴指导中共的工作。3月27日，维经斯基回信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曾同意和我一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陈独秀同志在莫斯科时也曾同意瞿秋白去该市。我在给斯列帕克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本意是让瞿秋白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当然要听从党的决定。……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当然希望他能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俄〕沿海省份工作，后一地区大约有两万华工，其中有些已加入工会。……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党认为有可能，就应立即派瞿秋白到这里来。”瞿秋白后来没有去海参崴，显然与马林的挽留不无关系。这时，瞿秋白正在与马林、张太雷等在广州春园，一起进行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而在此之前，马林对瞿秋白已有相当的了解。早在1923年1月，马林在莫斯科草拟国民党改组的设想中，就准备赋予瞿秋白重任，把他作为国民党中央联络部长和上海党部负责人的人选。随后，中共三大在争论是否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时，瞿秋白积极配合马林，说服反对者，促成“三大”顺利通过莫斯科指令下的国共合作决议。几乎与“三大”召开同时，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前锋》创刊号联袂出版。《新青年》以“共产国际号”专刊面目出现，15篇著译文章全是有关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集中宣传和阐述列宁和列宁主义学说。其中瞿秋白自撰论文9篇、短论3篇以及《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等。《新青年》季刊筹备期间，编辑几乎只有他一人，组稿写稿，兼做设计和校对工作。
才华横溢，重病在身，又具奉献精神的瞿秋白，日夜勤奋工作。他为“三大”起草党纲，参与修改党章，向大会报告党纲草案和共产国际四大情况，努力促成中共策略的历史性转变。这使马林深为折服。1923年6月20日，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瞿秋白赞誉有加，说在中共党内瞿“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同日，马林在广州致越飞、达夫谦的信中，又说：“感谢上帝，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的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林以为瞿秋白是东方大学培养的学生，于是专门写信给东方大学教师、苏俄民族人民委员勃罗伊多，赞誉东方大学办得出色，希望再送几个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到中国，同时对瞿秋白病弱的身体表示担忧和惋惜。
马林倡导的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到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此后，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现存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进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它孕育了中共后来的重大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但是，它也为中共在1927年的惨重失败埋下伏笔。十多年后的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与伊罗生谈话时，不无痛心地承认：“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马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开端，但两党的合作进程遇到种种阻力，收效甚微。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难以和谐相处；与苏俄在中东铁路归属和对张作霖评价上分歧很大（马林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属中国，张作霖不是日本的走狗，而苏俄则持相反看法）；孙中山只对苏俄的军事援助感兴趣，而对国民党改组缺乏积极性，尤其拒绝中共党刊《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切，使莫斯科对马林失去了信任。马林给莫斯科的请示报告，布哈林久拖不复。莫斯科先后提议马林出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记者，被马林拒绝。在中共三大结束后，他就黯然离开中国；在哈尔滨，马林与刚到中国的鲍罗廷相遇。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鲍罗廷与加拉罕、维经斯基一起来华。苏俄和共产国际给三人的任务是，协调中国各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其纳入莫斯科对华政策轨道。鲍罗廷到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晤谈国民党改组问题。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设在广州大东路31号的鲍公馆，实际上成为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汇合的政治中心。鲍罗廷既要担任改组国民党的总顾问和组织教练员，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他接触的人员广泛，取阅的资料繁杂，急需得力的助手和翻译。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和在苏俄的经历，以及前任代表们的推荐，使他成为鲍罗廷的首选人物。鲍罗廷只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秀，还没等陈独秀从组织上作出决定，他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鲍公馆。对这件事，蔡和森于1926年2月10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抱怨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做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在蔡和森看来，这是不符合党的组织程序的。这件事预示着瞿秋白在鲍罗廷与中共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微妙处境。
瞿秋白的才华和敬业，同样赢得鲍罗廷的信赖。为加强上海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鲍罗廷特派瞿秋白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党部，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有过一次长谈，就国民党改组及中共工作等交流意见。上海工作稍有起色后，瞿秋白又随鲍罗廷回到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鲍罗廷安排，孙中山同意，鲍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等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至少花费15个小时的紧张商讨和修改，才使宣言草案得以定稿。在意识形态分歧的激烈争论中，在从中文译成俄文、又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过程中，瞿秋白比他人做了更多的工作。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鲍罗廷又派瞿秋白到上海参与落实将《民国日报》改组为国民部机关报的工作。1924年2月到10月之间，瞿秋白写给鲍罗廷的九封通信表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连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枢纽和中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