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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烽、白朗在延安（下）
作者：闻 敏
《还是杂文的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主观上，与罗烽的人生经历、性格气质和思维逻辑相关；客观上，与当时延安的环境、氛围、思潮也是密不可分的。1942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发表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短文：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实味：《野百合花》。同一时期，《谷雨》上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中央“青委”的壁报《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也刊载了一批类似的短文。艾青在文章中写道：
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也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何况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搔痒，而作家却不是喜欢给人搔痒的人。
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
王实味在文章中写道：
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只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李维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谈及，一次，毛泽东深夜去看《矢与的》之后，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目标了。”4月11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由毛泽东、博古和凯丰负责召集文艺座谈会。4月17日，政治局就延安的学习和检查工作进行讨论时，文艺界的问题成为热点。委员们经过讨论确定了会前分头与文艺界人士个别交谈的方针。从4月11日到4月底，毛泽东以面谈或通信方式先后与文艺界近二十人作过个别接触。早在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就曾通过萧军邀见过罗烽等人，该信全文如下：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指罗烽和舒群——引者）二同志，此刻不知他门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据罗烽回忆，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曾致信给他，请他代为搜集延安文艺界“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座谈会前，他曾两次应邀前往毛泽东住地面谈。4月27日，包括罗烽、白朗在内的大约一百位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接到了由毛泽东和凯丰联署的邀请书，其中写道：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据会议参加者们回忆，座谈会从5月2日上午就开始了，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萧军第一个发言，大意是：要给作家以自由，作家是独立的，比如鲁迅，他在广州时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或组织；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过什么“转变”……1988年温济泽在回答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的提问时，曾说：当时会场上的民主空气是后来很难想象的，萧军发言后，新四军干部吴奚如发言响应，罗烽等不少人发言支持萧军，也有人起来反驳，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次讨论会上，毛主席就坐在那里听，不动声色，骂到那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话”，“最后朱总司令站起来讲话，他没有批萧军，而是批吴奚如，他说：‘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老战士，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得很凶”。会议总共开了三次，5月23日最后一次会上，朱德几乎是逐条地驳斥了萧军在第一天会上的发言。谈到鲁迅是否有过“转变”时，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还说：“我是旧军人出身，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朱德讲完后，毛泽东起身，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泽东讲话时态度谦和，侃侃而谈，给人的感觉是：很风趣，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谁，也不纠缠于任何具体事件，而是着重于从理论上加以阐明。
罗烽回忆说，他的那篇《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后，他自己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周围的人，包括白朗，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毛泽东邀见时，也没有谈到这篇文章有什么错，可是，在为座谈会作结论、论及“歌颂”和“暴露”时，毛泽东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座谈会结束后，又过了20天，罗烽接到一封毛泽东的来信：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到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以考虑为盼！
致礼
毛泽东
6月12日
罗烽回忆说：“当初读这封信时，感到主席的批评让人容易接受——有表扬，有肯定。其中所说的‘其余的文章’，主要指《还是杂文的时代》。不过，我并不认为那是政治上的问题，而认为只是艺术上的、文章写法的问题。”
座谈会后，“文艺整风”全面铺开，每个单位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被树为样板。6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在批斗现场露面，会场上一片怒吼声，无论王实味说什么，都只能招致人们更多的痛斥。坐在会场后部的萧军忍不住了，大吼起来，主张让王实味把要说的话说完。会后，走在路上，萧军和同行的人随口说了几句对会议不满的粗话，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个代表来向他提出抗议，被他严辞拒绝。6月9日，在中央研究院操场上举行了对“托派分子”王实味的批斗会。千余名旁听者分别从七十多个单位赶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丁玲、艾青都登台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六天后出版的《谷雨》（一卷五期）上刊载了丁玲的一篇自我忏悔的文章——《关于立场问题》，其中写道：
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指工农兵——引者），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
在一切的不愉快的情感中，在群众的斗争中，人会不觉地转变的。转变到情感与理论的一致，转变到愉快、单纯，转变到平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地理解一切，即使是痛苦了来的、复杂了来的，可是都过去了，那是些个人的伟大，也实在不值得提起了……
对罗烽来说，业已形成的观点——无论对现实还是文艺的——都不那么容易改变，由于身份、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唯有保持缄默而已。从那以后，直到离开延安，甚至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发表过像《还是杂文的时代》那样的作品。
1942年初冬，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发展到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加之于王实味头上，并由负责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将其逮捕。在这样的示范性基础上，运动的重心完成了从“整风”向“审干”的过渡。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都派遣了大批特务打入中共党内各级机关，因此，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要求“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号召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抢救”的高潮，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重点。
据罗烽回忆，1942年初有一个时期，他在“文工委”负责发动大秧歌运动，通过各宣传单位组织力量，主要是搞小型秧歌剧，像《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向农村推广；“整顿三风”的一年多，大家把工作都搁下了，全副精力用于“整风”；文艺座谈会后，生活变得很紧张，大生产运动也掀起来了，春、夏、秋三季都扛着锄头上山，秋后纺线、纺毛，一人一架纺车，连他的老母亲也不例外，在院子里种菜、种大南瓜；“整风”后期，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去战区或乡间了，留在延安的，大都进了中央党校。那时中央党校分五个部：一、二部是军事干部；三部是文化干部；四、五部是县团级以下的干部。他和白朗同属三部，但不在一起，周末才能回家。他担任一支部的书记，三部主任是刘芝明。罗烽还说：“1943到1945年，基本上是在党校三部。‘学习’很正规，内容是毛主席的‘整顿三风’文件，外加一部《反杜林论》，‘学习’的过程也是‘审干’的过程，讲起来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
罗烽还回忆说，在党校三部，他“也挨了整”，因为“批评延安的工作——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此他有思想准备；而白朗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际，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在中央党校，每一个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来延安的经过，有伪满经历的就更多了一层麻烦。“总学委”以对王实味的处理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那就是：“特务”绝不仅仅是潜藏在机要部门的敌人，在作家、记者和编辑中也大有人在。温济泽于1943年初被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据他晚年在《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和《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中回忆，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一起搞“整风”、“审干”和“抢救”的，起初成效不大，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后来采用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在两个社的一百几十个人中，“挖出”来的“特务”竟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白朗曾被隔离审讯，被怀疑是“CC派特务”；当年她与罗烽逃离哈尔滨，被说成是“敌人给开的通行证”，逼她承认。她的神经支撑不住了，终日不洗不漱，沉默无语，总想上吊，没多久，满口的牙齿全都脱落了……这对罗烽和他的一家，未尝不是一场无妄之灾！
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3年底，鉴于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以致各种机构已无法正常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一进行甄别，结果大部分人得到了平反。当时，毛泽东在行政学院大礼堂讲话说：“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好比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有好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我们党是讲实事求是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现在，要对被审查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错了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要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1944年5月2日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整风是好的，审干也做出了成绩，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过分了，打击面宽了些，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现在，我给大家行一个脱帽鞠躬礼。”说完，他把帽子摘了下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1945年初，一次，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审干”时，对受害者说：“现在给你们……赔个不是。”他把手举到帽檐下，又说：“我向你行了礼，你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在“审干”将近结束时，白朗也得到了平反，并且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告别延安，向东北进发
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反复地说明了争取东北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引者）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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