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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荷诺夫金：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密使
作者：任武雄
1983年4月，法国巴黎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的法文版第一卷，同年香港《争鸣》月刊6月号刊登了程映湘翻译的《彭述之回忆录》中的一节《共产国际第一位来华代表》。由于大陆上的史学界对该译文知者甚少，故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彭述之的回忆录》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在一九二○年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位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才开始中共建党。他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从此以后，他帮助陈独秀建立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事实上，是否这样呢？不，不完全如此，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实在说，魏金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一九二○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一九二四年六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
那时我在苏俄居留已近三年半，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攻读以及担任教课也共有三年了。那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正在进行，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大会，李大钊（同志间通称他李守常或守常）便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晚上，我常去他住的房间里长谈，我们相处有日，早已不是陌生人了。这一天倒是我在东方大学接待他，因为他要我陪他参观一下我们的学府。正当我同他一起穿过我们的课室、自修室、庭院……在走廊里偶尔碰上了荷荷诺夫金。当然，这位俄人对我来说也不是陌生人，他是在哈尔滨生长的。他在东方大学的职务就是为中国来的第一年班生灌输基础俄国语言和文化。他是我的俄文教授。我正要向守常介绍这位先生时，守常眼睛里露出又惊又喜之色，急忙地扑向他，欢快地拥抱起来，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我正在惊愕，守常放松了俄人，转过头来向我解释道：“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这句话更加深了我的诧异。当晚在他房间里谈心时，守常才把这一段故事讲给我听，使我恍然大悟。
“那是一九二○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做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我这样答复他：‘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正如守常最后向我提到的，当时第三国际尚在幼年，还未满周岁呢！列宁很急切地指望它朝着亚洲大陆发展，特别是促使老大中国的新生力量活跃起来。正因此，他曾要求共产国际设立远东局，而且认为远东局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位在满洲生长、精通中文、政治上又可靠的俄人，同中国“五四”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建立关系。
以上是彭述之的回忆，需要说明的是，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称魏金斯基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实际上他是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代表，所以荷荷诺夫金可能也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是俄共（布）设在伊尔库斯（茨）克的远东局的代表。
我翻查了一下彭述之的另一部著作：《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一卷（1983年香港出版），其中收入了他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怎样形成的？》作于1964年，叙述了和上述的回忆录中完全相同的内容，即荷荷诺夫金是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不过，《彭述之选集》中不用荷荷诺夫金的译名，而用“哈哈诺夫金”。我认为用荷荷诺夫金的译名，可能更好一些。彭述之并且在注释中说：“哈哈诺夫金（HOHONOVRY）生长于哈尔滨，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并颇能了解中国在‘五四’后所发生的情形，故被共产国际的远东局派他到中国活动。他后来担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班的俄文教授。当李大钊1924年6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时于无意中又碰到他。因而同我谈起哈哈诺夫金1919年（应为1920年——引者）来到北京大学访问他，并向他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这一段故事。”
我曾经访问过郑超麟，他当年和彭述之等很多人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说：他认识荷荷诺夫金，这位俄国人出生于哈尔滨，汉语讲得很好，还负责一定的行政工作。我知道他去过中国，和李大钊见过面，但不知道是在何时。他的中文名字叫霍东（乐）勤，系李大钊所起。
彭述之的回忆很具体，不可能失实。但人们可能会问：为何人们只知道魏金斯基是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而不知道有荷荷诺夫金其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荷荷诺夫金是一个人秘密会见李大钊的，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知道外，并不为其他中国人所了解。魏金斯基则显然不同，魏金斯基一行人以俄国通讯社记者的名义到北京与上海，既进行秘密的建党活动，也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宣传活动，他召开过多次座谈会，会见过我国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和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个别会见过一些革命与进步人士，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都有回忆述及，在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档案中也留下了一些档案资料。
《彭述之回忆录》与《彭述之选集》既早已在1983年问世，那么，我们的史学界就不能回避这个事实，应该在史书上反映荷荷诺夫金其人其事。
关于荷荷诺夫金会见李大钊的时间，可能是在1920年2月中旬，根据北京当年京师警察厅的档案中，监视陈独秀的情报，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间估计是1920年2月。李护送陈到天津后，陈独秀一人乘船到上海，其时间当在2月中旬，也即李大钊在北京独自会见荷荷诺夫金的时间。
这里再谈一下介绍荷荷诺夫金去见李大钊的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等），后来介绍魏金斯基去见李大钊的也是他。他只是一个介绍人而已。
关于鲍立维，我国史学界对他的事迹了解并不多，故略再介绍几句。
鲍立维是俄共（布）派在天津的文化联络专员，1920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俄文教员，和张西曼教授是同事。鲍经常往来于京、津两地。他曾和李大钊等商议组织革命青年赴俄国学习的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从事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时，李大钊就和毛泽东谈过组织青年赴俄国留学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就从原先的提倡赴法留学而转向提倡赴俄留学，以便实地考察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况。
张西曼在1949年1月出版的《历史回忆》中说：“于民国十年前后秘密从华北进入苏俄的中国青年（瞿秋白、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张西曼还说鲍立维冒报虚领共产国际的经费，后被发觉要调他回国查处，他声明脱离苏联国籍。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他似乎短期被日方拘捕。以后他加入美国籍，赴美国定居。